【内容提要】此文对中国和印度土地关系的沿革略做比较。“土地改革”一词广义上既指平分土地，也包括合作化、集体化。两国对比突显中国土地革命与集体农业对社会发展的意义。第一、二节分别追述中国以土地再分配和印度以限制大地产及保护佃权为中心的改革轨迹。第三、四节讨论中国的人民公社制度和印度绿色革命各自的得失。第五节择要检视关于饥荒和民主的辩论。最后一节面对两国共同面临的、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背景下的乡村解体问题，重述农民（再）组织的必要性及其特定的、非私有化的土地条件。

【关键词】土地改革 集体农业 阶级关系 农村组织 反公地危机

　　近期在《纽约时报》的一则评论中，阿玛蒂亚•森再次提到他长期关注的中印两国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上存在的巨大落差（Sen， 2013）。不平等问题在两国都很突出，但“在提高国民预期寿命，普及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方面，中国比印度做得好得多”；在改善人民，尤其是妇女生活质量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Sen， 2013； 2000：17）。在印度则相反，许多人苦于“慢性营养不良、混乱的医疗系统和运作不佳的教育体制”（Sen， 2013； 另参见Dreze and Sen， 2002）。据世界银行测算，43%的印度儿童体重不达标，中国是7%，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也只有28%。7岁以上的所有印度人，“几乎五分之一的男性和三分之一的女性是文盲”。中国的识字率两性都大约达到94.3% （UNDP， 2013）。言及两国劳动力在健康和教育水平上的差别，森指出，“印度若想在制造业的各项能力，即运用提高的技术和质量管理在各式产品方面赶上中国，需要在整个社会造就一支有着更好教育和健康状况的劳动力大军” （Sen， 2013）。

　　中印两国可比性很高，因为两国面积、人口和发展起点都相近。只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经历了数十年的战争破坏，此后又很快卷入朝鲜战争，工业（如钢铁、电力和水泥）、基础设施（如铁路英里数）以及农业，其实都比印度1947年独立时落后很多。当时，按照工业总产值计算，印度已是世界第七大工业国（Desai， 2003）。但如诸多社会指标所示，印度的社会经济很快被中国反超。根据2012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中国与印度分别为0.699和0.554，在186个国家中分别排在第101位和第136位；中国的多维贫困指数为0.056，印度为0.283；中国的性别不平等指数为0.213，印度为0.610；中国的居民预期寿命为73.7岁，印度为65.8岁 （UNDP， 2013）。1950—1999年，历经半个世纪，中国的综合人类发展指数由0.225增至0.718，而印度同时期从0.247只增加到0.571 （Crafts， 2002）。中国的这些成就并不是市场化改革后才达到的，反而是改革期间在廉政、平等、教育和医疗的大众普及等方面发生了倒退。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早已实现重大赶超，同时也为其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Saith， 2008：730-731）。

　　中印两国都有内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特点。例如，印度的喀拉拉邦因远高于该国平均发展水平而闻名，甚至不逊于中国的记录。中国也一样有发达和落后的省份与地区之差。然而中印整体的差别还是令人瞩目。森尚未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印度落后于中国？”他提及新中国初期的土地改革，却没有视之为一个重要原因。他将印度的落后归结为“没有学好亚洲经济发展的榜样”，但同样不把东亚的土地改革看作发展的关键步骤。他回避的问题，是为何印度学不到邻居的经验。他认为，中国不是民主国家，但中国人“一直在坚定不移地消除饥饿、文盲和缺医少药”。如果说东亚通过“改善尤其是社会经济金字塔底层人群的生存条件”而“快速扩展了人的能力”（Sen， 2013），难道中国革命实际上不正是此路的引领者？国民党拒绝土地改革，以致在内战中输给共产党人以后，才在台湾实行了土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农民土地斗争为中心的革命十分复杂。已故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指出，“即使对伴随着这场革命的恐怖乃至罪行保持清醒和痛苦的认识”，真理仍然是“人类历史上鲜有比它更有成效地改善了更多人生活的事件” （Meisner，  1999：1， 12）。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意义和根本正义性，在于它为解放被压迫和被剥削的阶级而改造了社会关系。同理，缺乏“与过去的革命性决裂和向同一目标的强力运动”（Moore， 1966：431），或可解释印度之类的国家为何长期落后且治理困难（Weil， 2010）。具体就土改而言，“正当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击败了地主阶级之时，这个阶级在印度却作为独立运动取胜的阶级联盟的一员，而有效地保持强大。它受到执政党的保护，并且稳固地渗入其中，能够阻挡任何进一步的土地再分配或集体化农业改革”（Saith， 2008：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