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概况

2009年4月20日星期一

我们调查的对象是一个施工队，11人，从重庆黔江坐20多小时火车到广州，5点20分就坐在广州火车站广场候车厅的左前方，还没来得及参观广州。11点30分的时候，他们的小工头买到了火车票，4月20日的，92块钱，K9113次列车，从广州到潮州。到那边负责修桥的工作。工资还不固定。

我们走上去了时候，只有8人在那，行李有8个编织袋，行李箱2个，3个书包，2个行李包，1个麻袋，2个中塑料袋。

8人中，其中包工头不高，中年人，着一双崭新的球鞋；一个比较胖的中年男子，穿着一双蓝色的拖鞋；一个老人，头发几乎全白了，正在抽烟，穿着一双绿色军鞋；一个小伙子，戴眼镜，穿一对黑色休闲鞋，正在看报纸；还有一个，也是中年人了，穿白球鞋；一个比较腼腆的，穿着看起来有点紧的白蓝相间的平底鞋。另外两个穿的是黑色布鞋。

我们四人分成两组，陈楠和我采访了小陈、小贾、老陈，宓滢和高翔采访了曹工头和老大哥。（洪柏通记）

2、曹工头

一米六五左右的个子，微胖，穿着比起在周围的另六位显然要光鲜许多：上身是深蓝色的T恤衫，裤子是牛仔裤，也是深蓝的但比上衣略浅，脚上是一双很干净的运动鞋。细看下衣服上有零星的斑驳，大约是抽烟时让风吹起落在身上的烟灰罢。曹工头在和我们聊的一个半小时里抽了两支烟。那烟认不得是什么牌子的，只见他是从左裤带中掏出来的。盒子上印着只熊猫，但可以肯定不是什么大熊猫小熊猫牌子的。连同烟塞在一个口袋的是一部黑色的，体形颇大的手机，看上去挺新的，仔细看上面找不到什么商标。聊了半个来钟，曹工头又从口袋里掏出烟盒，自己抽出一根放在手上，接着半习惯半打趣地把烟盒朝着我说：抽么？见连忙我摇摇头，曹工头哈哈一笑说，他看我这样子也是不抽的。这时我和宓滢还有站在旁边听着的一位大哥跟着也笑了。曹工头说话时一直是半坐在他的新旅行箱上，一边背靠在旁边的宣传牌上。那个旅行箱看起来还很新，正上方的密码条上是000，而且拉链也没锁在那里。每每有风吹来，那个宣传牌就开始前后晃起来，我生怕它倒了，就偷偷用脚把它的支架牢牢踩住。

曹工头是四川绵州人，因为家里庄稼种不好，就进城找工，擦过鞋也踩过三轮车。04年开始跟着乡里的人一起，学了点电焊和有关的知识，开始搞修桥这个卖苦力的活。他们做上这行都是靠链式联系，就是乡里一个人带着另一个人。现在跟着他的三个同乡都是在村里早就认识的。他们一起做工的多是湖南人和四川人，其中湖南人又占了大多数。据他说，他呆的工地一个一般两百号人，在重庆时就是这样，他补充说这次来广东不同，工程大，一个工地大约有四五百人。他曾满脸自豪地告诉我们，他干修桥的这五年里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了，他掰着指头给我们数了几个省，有河南、重庆、湖北、浙江，还有则是现在的广东。黄河大桥、长江大桥、长江九桥（整理资料时查不到长江九桥，只有钱江九桥，大约指的是这个，可能是当时曹工头说得快说错了活着是因为他的四川口音我们没听清楚）我都修过，还有上次去浙江修chaoe江大桥（只记得发音，据他说是浙江上虞的），这次来广州修夏深高铁的桥。他还告诉我们，他们修桥不比其他的工，一个工程接下来，往往要跑好多个地儿，所以算下来走过的地方尤其多。

当说到在城里遇到什么问题时，曹工头颇是语重心长地说：有，当然有。他先是给我们说了当天早上碰到的事。早上五点二十他们到了火车站，没多久就有人过来叫他们把行李拿去称重。一称是21公斤，说是超了一公斤，被罚了12块5毛。那些人怎么不去拉老外去称，他们就是看我们这些背着大包小包的，故意来找我们的事。曹工头满脸怒容地说。你们看看，刚才开的票。他说着便伸手到右裤带，只见掏出的是几张满是褶皱的一元钱零钱，中间夹了张白色的纸。他稍稍看了下又把手里那把钱和纸塞到原先的口袋，一边咕哝着：放到哪去了呢……刚才那张票……放到哪去了呢。一边又摸了摸其他口袋。见找不到，就继续和我们说到其他话题去去了。后来我们又从他嘴里了解到，曹工头在这之前根本不知道超重20公斤要罚款这件事。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广州。早上我们到的时候，曹工头用手指着身后的，现在已经人来人往的广场：就有很多人睡在那里。这些地方是人睡的么？但也没办法，找个普通的旅馆要五六十一夜，我们打一天工挣的也就这么多。他还颇失望地告诉我们，他们来之前满以为广州这边的火车站会很好的，没想到还不如重庆那边的。他说重庆那边的有地下室，可以休息，有电视看，还能购物。我们也想到候车室去休息啊。但是这边只提前两小时才可以进去，现在他们坐在这里，躺在这里，身边又是那么多人来回走过，天上又是这样辣辣地晒着的太阳，根本是休息不了的。

他们干修桥的，在郊区的时间远较城里多。比起在城里遇到的问题，他们主要的麻烦还是来自一些乡镇。大城市还好，特别是那些穷的乡镇最麻烦，总有人来工地偷铁。甚至还有直接开着车来偷的。偷了去卖，一斤三块钱。问及碰到这样的事怎么办，曹工头无奈地说，没办法，他们也不敢怎么样。说是闹出矛盾，旁边就是他们一个乡的人，人多，他们惹不起。公安那边，这些小事根本不管。地方保护主义很厉害啊！公事公办的很少。曹工头感叹道。有一回他们就碰到了大麻烦。他们的工地按在一个村子边上，那村子里的有个妇女常常来工地偷钢。后来她被工地里的人抓住送到了派出所。那个妇女的丈夫原本在外头打工的，听了这事就回到了村里头，找到了曹工头在的工地。他来了就向工地要钱，说是他们工地的水管和电线从村子里过要给钱。工地则不答应，说是已经和村委书记打过招呼的。没怎么说，那个男子就走了。当天晚上就来了五个人，带着刀（说时曹工头用两手比划了下，大约有30多厘米长），在工地里捅倒三个工人，然后逃走了。一些工人赶忙把那三人往医院送，另外有人就报了警。他们这是杀人了。曹工头愤愤地说，但后来派出所的人来了，只是在工地里看了下，根本没录什么口供。曹工头又含怒抱怨，事后他们多次找当地派出所，得到的答复是他们一家人都跑了，现在人已经抓不到了，我们也没有办法。整件事情至今没有解决，没有任何进展或者说就这样不了了之了。最后是他们在的公司付了三个工人十万块的医疗费。我们问这样的事是不是那些乡镇本来不想修路修桥，而政府那边拗不过，就找他们做工的麻烦。曹工头说不是这样的，是他们瞧不起外地人，就是不喜欢外地人。我们到那里去住他们房，买他们的菜，对他们来说是没有一点不利的，曹工头停了停，做了个总结，能让他们的经济上一个台阶。不过倒不是个个地方都受到排斥，他说上次去浙江就特别好。浙江那里富，我们的东西堆在工地没一个人拿……还有就是那里的人住的分散，东一家西一家，对我们都很客气。

由于他们一般都在郊区，离城市比较远，多是住在搭好的工棚里，相当地闷热，而且蚊子又多。尤其是上一回在浙江上虞修桥时，那些工棚基本是住不了的，热得透不过气不说，棚顶还密密麻麻趴满了蚊子。说到住工棚时，在一边听着的一位穿米黄色衬衣的小哥笑着插嘴道：我们小老板是搞军事化的，早上要我们准时起来，还要一起唱歌。曹工头脸上堆着笑嗔道：别听他胡说。说着伸脚轻轻往那小哥腿上踢去。那小哥一闪，又继续说：我们的被子还要叠成那……四方的豆腐块宓滢说。对对，就是。曹工头一边笑着把手里的烟头塞到旁边的水井盖孔里，一边说：别听他胡说，他妈的被子成什么样子只有他自己心里知道。就像在老鼠洞里拉出来一样。大家又笑成一片。顺便一提的是，我在记笔记时，那小哥常常转到我后面看看我写了什么——这我是知道的，呵呵。

曹工头读过初中，后来家里给不起钱，也因为自己读不好，就辍了学出来打工。现在他家一共五口人：上头两个老人，老婆跟着自己出来打工，还有则是一个12岁的读小学5年级的孩子。孩子正在家乡读书，由两个老人带着。现在两个老人岁数不大，地里的活能做得上，自顾自还是可以的，而孩子放在那儿多一张嘴也没多大影响。除此以外，孩子上学的钱和生活费，还有生病看病的钱由他们夫妇出。谈到他的孩子，他还和我们聊了许多：

我家这个，成绩还算不错，刚不久给我打电话，他这次数学考了98，语文考了98。呃……他作文还拿了一等奖。他英语不好，考了八十几。他曾送孩子去过重庆读，但读不好。孩子说那里的老师教的不好，曹工头则教训孩子说：人家老师好不好你无权说，他能站到讲台上，就是比你好，肯定是你自己不学好。最后还是把孩子接回自己乡里。那次我就是不去接他，我是让他妈去接的，我就是不去接他。曹工头的语气是倔强的，但不难听出其中的几分内疚，我要让他自己好好想想。他自豪地说，别看他是乡下人，供不起孩子去上这个班那个班，又学钢琴的，他的教育观念不会比城里人差。我就是不宠他，但我也不逼他，不要求他一定要怎样。有多少劲使多少劲。我就想他平时认真上，放了假把作业做好，把老师那关过了。每天写写日记，多看点书。我平时回去就是不去看他，只有他放了假我才去看他。平常一回去看，这他妈的老走动，就分心，学不好。顺便一提的是，他告诉我们由于地震的缘故，他们附近的一些学校塌了，学生们就到合同安置房里上课，没有电扇，所以上级要求六月份以前他们那里的学校都要放假。说到宠孩子，他说他们那里有些人一回家就给孩子杀鸡杀鸭吃，给他买这个买那个，那样对孩子不好。他觉得孩子不该给零花钱，一两块钱买水还是可以，一给多就去买什么小吃或者就跑去上网学坏。他让我买电脑，我就是不给买，就是有钱我也不给他买，他买了有什么用，就是拿来玩。在他们工地上就常常有年龄不大的，叼着烟，跑来偷钢拿去卖，这些都是家里人宠坏了，现在管不了了的。当我们问到有没有想过让孩子考出来读书，他抢过说：当然了，谁不想他能出去。只要他能读，我就供他读，不管花多少多少钱，不管什么压力……读大学，读博士。再穷不能穷孩子这时曹工头的脸上写着自豪，酸苦，还有希望：我告诉我家那个，我们现在能打工，到你们那时候打工也没人要了，不要再像我这样卖苦力了，读书对自己有好处。我知道，养多了养不起的。从他那我们还得知，他们村像他孩子那样的独生子女还有不少。从前他们村里有五六个班，现在连一个班的人都没了，有学校就干脆空着。比如他在的生产队，在读书的孩子不到十个，他说这些主要是独生子女多了的缘故。现在的情况是村里没有班的就聚集到附近的乡里上，有些住得近的孩子走十几分钟的路，住的远的要走上一个小时。

我们又问了他关于地震的事，他说地震对家那边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尤其是物价这块。地震以后什么都涨：以前在家那边吃几块钱就够了，现在要十几块钱；还有则是以前盖房子买红砖，一块2毛，现在要6毛；人工也跟着涨，请泥瓦匠，原本一天60块，现在要120。

说到回家过年曹工头有点难过也有点无奈，他出来做工以来只回家过了三次春节。他说过年回去不容易，票不好卖，而且票价涨了，回到成都坐火车要200多块，有时还要去买黄牛票。就因为这样，一般过年不怎么回去，岔开了时间，选其他时间回去。像现在我带的（工人），过年不回去就每人发500到1000的过年钱，都是我给的。我还给他们弄鸡鸭鱼肉，让他们感觉在家里一样。

提到工钱，从曹工头那得知，他们修桥的活是按计件算工资的，接到一个活，你两小时干完是那么多钱，十小时干完也是那么多钱。他们的工，时而闲时而忙，一天做两三个小时的有，七八个小时的有，做十几个小时的也有。曹工头说，如果赶的话我们会搞轮班，一天两个班。闲的时候就聚在一起喝酒、打牌。我们这样也开心，曹工头哈哈一乐，说：穷开心。工资他们不会每月发，一般一个工程结束了才发，平时只给每个月的生活费300块以及每十天100元的零花钱，也就是一个月拿到600元，其他钱则扣在工头那里。我也不是有意扣他们钱，有些年轻的钱一给他们就乱花，去上网啊，去赌啊，还有的去逛街买东西；年纪大的就好些了，像他们，曹工头指着一边坐着的那位年岁颇大的大伯说，他们知道家里不容易，有钱那就往家里寄去了，平时给他们花也不知道怎么花。曹工头又补充说，农忙的时候他们会发农忙钱1000块，让他们寄回家存起来，孩子开学了就不少钱了。我们也不想扣他们钱，都是做修桥的，知道这个是卖苦力的活，不容易。但是有些人就怕苦，修到一半要走。修桥不比城里的厂，走一个人就去找一个。所以我们这样，好管住他们。再一问，的确有不少人是中途退出的。问及现在有没有拖欠工资的，曹工头打趣地说：东北人是不差钱，我们现在是不欠钱。

拖欠工资现在几乎没有了，但问到社会保险这块，他说：政府有政策我们也知道，我们有看电视，看新闻联播。温总理我们都很爱戴的。但怎么说呢……落实不了。他们修桥是高空作业，他说，他们本应该有高空作业费、特种作业费的，现在什么也没有，都被上头吃了。那些人凭什么能赚那么多，不是靠扣我们的钱靠什么！曹工头觉得很不公平。他们对此也向上反映过，但没人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吃饭，我们不干他们大可找其他人。致于医疗保险，曹工头说：其他人有，我们这些卖苦力的没有。从他那知道，做工时的小伤，像是钉子钉到脚断了手指根本没人管没人赔，都要工人自己处理。要是自己生病更是没有医药费了。几百，一两千块的事他们不管的，除非是出了大事死了人了，小的几万，大的几十万，公司才会赔。曹工头接着说：这时候他们不敢不赔，不赔工人们就闹事，一起去揍他。谈到了政策，他也谈到了自己曾想过到城里做小买卖。但他又说，能贷到钱，但就几万块钱，拿到城里什么也做不了，而且条件多，很难拿到。我们那么多人，不可能人人都贷到钱。曹工头似乎有点无奈，感叹道：桥总得有人修，路也总得有人修。当我们问到你们有没有签合同，曹工头和身边的几位都说出来干那么多年了根本没签过这些。那位黄衫小哥补充道：签了这东西，最后吃亏的肯定还是我们。农民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农民工的事却没人管。我们是弱势群体。电视里的，说句不好听的，都是选好的播的。曹工头说：像你们这样的大学生来找我们说话现在还是头一回，根本没人理我们的。最后他想了很久，说：受宠若惊。  （高翔 记）                            

3、小陈

一个比较胖的，很壮，脸黑里透红，从山东德州来的。姓陈，就叫小陈吧。家里有2个老人，一个姐姐。修过高速公路，没有医疗保险。去过北京、重庆、江苏和宁夏。这次是第一次来广州。在重庆中铁九局工作十几天了，昨天坐火车来广州。

经常要在30～40米高的桥上工作，没出过事故，因为他自己都可以在比较安全的地方工作。对于安全工作，在施工过程中，有监工检查。如果不戴安全带的话，就要受到老板的罚款，最低500元，最高2000元。不戴安全帽的话，也要被扣工钱。但没有安全网。有安全带没有安全网，如果安全带断了，没有安全网，那等于没系安全带。为此，工人们和老板争了几次，老板就扣掉了2000元。老板拖欠工钱是经常的事。曾经有外国游客经过，就把老板的车拦下来，故意给外国人看到，老板没办法，只好答应到哪号哪号发工钱。

有一次，他带14个人去北京密云建筑工地做工地活，老板有提供住的地方。吃的是早上米汤和咸菜。其他的经常是一个菜加一个汤和白饭。一天的伙食费是12块。要做80多天，做了56天以后，北京住总集团不给工钱，拖欠了半个月之久。工人们去公司要，老板威胁说：你们如果要闹事，就把你们的工钱全部扣下来！吓得工人们全跑了。老板拖欠工资，工人们只能自己怨气。如果不干就走人，老板也不怕。工人们也没办法，也没地方投诉。有个北川的工友，汶川地震之后，家里人受伤了，要回家，2008年5月12日地震后，向老板要钱，老板说没有，最后到17号才给500元。

天冷的时候，发棉袄，刚开始说不用钱，后来却在伙食费里扣，就是本来的12块钱一天，现在要14块钱每人，这样32天的活，就扣去了64块钱。一天本来有80元，扣掉一些费用以后只剩下70元了，车费去的时候老板包下来，回来老板就不管了，原因是工人已经拿到工钱了。

到银川修桥，本来老板说要在11月17日发工钱，到12月13日的时候才发下来400块钱，这个肯定比正常工钱少很多的。拿到这400块以后，他回到山东就剩下1块钱了。坐大巴用去60多元，银川到北京用去196元，北京到山东花去70多。去的时候，老板还答应说，每个月给300元零花钱，可是工作50多天才得到150元。

加班是整夜加班的，加班费会多一点，但多不了多少。饭堂是刷卡的，但没法吃，因为很贵，菜炒肉就要9块，米饭就要11块。他们经常是上午打一顿饭以后，留着一点到下午吃。一天要花去15多元，一个月伙食费就要600元。

工人没有医疗保险。工人经常要带手套拿钢筋，因为钢筋有很多的锈，每五天就要还一副手套，五块钱一副，自己要买。他的一个工友，手指被砸伤了，自己掏腰包100多元，还被钢铁划到了头部，花了150多元。

1997年7月19日，在济南修铁路，天气非常热，中午11点到12点之间，总共有380人工作，其中120人中暑，地上躺着一大片。老板也不管，就说自己喝杯水就可以了。有一人中暑死亡，主要是这个人是自己一个人出来打工的，不认识谁，所以难以引起其他人注意，其他人也只是顾着干活。而小陈就经常和那个老人一起，老人也是姓陈的，在老家住对门的。只要那一方有什么事，可以互相帮忙。中暑后，工人要工钱，工头说没有。工人大罢工，那老板就跪下来给工人们磕头：求求你们了，你们不做，我一个人做不了！后来老板限定工人们3个小时以内要完成修铁路，不然火车来的时候就要脱轨了。第二天，老板给他们每人一个塑料桶、2瓶藿香正气水和一个药片。药11点多就得吃。塑料桶挂在腰间，能挂5斤水。曾经一个人，一口气就把它喝完了。那人要到旁边电厂去喝自来水，但那边不给喝，说不是正式员工。铁路局听说中暑之后，决定每人每天发个西瓜。第一天1人一个，第二天2人一个，第三天4人一个，第四天就没有了。一个所谓的官员来视察，看到工人吃的是水煮白菜和水煮冬瓜，没加油。官员用勺子搅拌一下：你们这些东西是喂猪的吧？铁路局再决定给工人送半个猪的肉来并且补助生活费每人6块钱。结果猪肉送来后，老板只要求煮三分之二，留下三分之一，因为他怕铁路局今天有送来，恐怕明天又没有了。没想到铁路局第二天还是送过来了，这样五天之后，保留的肉都发臭了，再也没人敢吃了。况且，工人多（当时有70人），当官的也多，肉经常是被那些当官的切去一半以后再拿过来给工人的。至于发下来的6块钱，老板扣去4块钱，只给他们每人2元。

1998年10月13日，他早上啃几个凉馒头就坐三轮车去德州干活，每车十个人。老板说下午一点半干完活就发工钱，可是工人等了好久都没来，就回家去。因为正值秋收玉米，要回家帮忙收割。车费还要交一块钱，自费的。回来的时候，有一辆车翻了，一人当场死亡，一人昏迷，2人摔断胳膊，幸好那天路边没有水，否则十个人可能被闷死在水里了。事发后，伤亡的都送到德州的禹城市人民医院，医院说没钱就不治。后来，从死者身上搜出300元，带着血迹的，医院不要，说是这个钱太脏了。再后来，德州的记者来采访，警察告诉他们，不要说实话，就说那个人因为抢救无望而死去的。最后他们也没有说实话。铁路局不管，车主赔了2000元。车主当场也昏迷了，后来可能是压力太大了，因为开车翻了，还要赔偿，因此得了精神病，经常不穿衣服乱走。车主家里挺穷的，有四个孩子，一个老人。现在车主的情况已经好多了，四个孩子已经能够赚钱了，精神状态好多了。而这次事故伤者的医疗费是他们一起凑的。这天车翻了以后，恰巧老板的儿子骑摩托车经过，扔下一句：这是谁的车？就走了。老板是姓庞的。一天的工钱是48块钱，死者干了3天的活，后来老板只给1.5元，说是扣点生活费。最后也没人领那1.5元钱。

小陈曾经也在济南铁路局工作过，还在北京修过桥。对于老板，小工头对他们好一点，如果上面不发钱，小工头就要自己发。由于他们做的工程是层层承包下来的，小工头拿得少，第二层的老板得到就比较多。在北京的时候，有一个人干了一年，第二层承包的老板拿了钱逃了。那人急了，操了刀要砍人。

1987和1988年拖欠工钱最严重。那时老板随时不给钱，心情好一点就给，不好就过去了。反正没人管，工人也不知上哪去投诉。小陈1987年干的活现在还没给工钱。到2001年，情况好多了。

2004年，在威海工作，一个工友投石头的时候，把手指勒断了。正常情况下，老板应该赔8000元，最后只赔了5000元。后来去找当地的劳动部门。老板说：既然我已经把钱给你了，就回去吧。后来他们才知道，老板已经拿到了10000元的赔款，而只给那个人5000元。老板给工人投医疗保险，但受益人是老板。

2008年物价上涨后，遇上金融危机，下滑了很多。猪肉价格跌倒6.5～7块，去年买排骨最高17元一斤，今年掉到9块一斤，最低有7块一斤。自己还在家里养了猪，所以影响不是很大。

今年开年的时候，拿了600块钱路费去东北那边，听说有工作，可是去到那里却没有，没办法带了，把被子什么的一些行李都丢在那边就回来了。

小时候家里穷，读不起书，小学五年级读了一个月就回来了，到田里帮忙。1987年秋天第一次在本地打工，主要是做一些比如搬砖头的重力活，一天1.86元。第一次出去打工是在成家以后，听人介绍说到威海可以多挣点钱，就去了。到那边加工大理石。他指了指广场的地板：这些地砖用火烧加工出来的，不会打滑。他又指向候车大厅：那里面的地砖就要抛光。

小陈的技艺都是跟着别人学到的。2005年上半年20元一天，2006年上半年50块钱一天，到2006年下半年60块钱一天。在出来当民工之前，在家里那边盖民房。在威海做过船员，因为风浪太大，死亡率有99％以上，就不干了。对于修路盖房，有20多年的经验。

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养一个家也不容易啊！随后他哎呀哎呀了两声，把眼神移到其他地方，但很快就转回来了。一年挣到20000元，大部分都要汇回去，家里一年花去10000多元。小陈回家，一般一年3次，分别是6月收小麦、10月收玉米和过年这三个时间段。每次回去带两三千块钱，到年底再结算。他家里有两个女儿，妻子和两个老人。妻子平常在家里干农活。现在没有了农业税，农民负担减轻了很多。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又哎呀了一声。政府还有补贴，每亩有50～60元，但农民得到的只有每亩13块钱。他哎呀地叹了一声：没办法！这个社会。

亲人都分开来住，自己照顾自己，小陈还要照顾两个老人。有2个女儿。大女儿已经13岁了，在读六年级。小女儿出生50多天了。他就是在小女儿满月以后才出来打工的。小女儿出生三天以后就不用奶粉了，奶粉是飞鹤牌的。

他所在的那个村有500～600口人，差不多一大半出来打工了。20岁以上60岁以下基本上都出来了。村里出过几个大学生。那里的人高中以前基本上在本地念，大学就到外地了。主要看家里条件允不允许。有些学生到城里念书，还要向家里要零花钱，要钱上网。

对于股票，他想都不敢想，听过有的说炒股发家的，有的说炒股跳楼的。

大女儿的舅舅当过兵，做过团长，现在在海关单位工作，是中央直属单位。以后如果大女儿学习好，希望可以送到城里读书。或者通过她舅舅的关系到这种单位工作。

现在义务教育免去学杂费了，但是学校就收其它的费用。校服不管合不合身或者喜不喜欢，一定要买。保险即使家里买过了，在学校还要一年买一回。从入小学开始就办身份证，而且3～5年换一次。现在嘛，小孩子在学校念书，老师的话是圣旨。他笑着说。

学生考试的卷子和冬天的取暖费都要自己交。夏天教室里要买大桶的矿泉水，每个学生交3元一个月。但是一般学生喝了两杯老师就拿回自己的家里了，不让喝了。所以大女儿要从家里带一大瓶的水上学。小陈的大女儿不在学校住，家离学校4里路，也就是2公里，骑自行车要15分钟。至于那边的中学，是封闭式教学，强制学生在学校住。学校总能变了花样让你交钱。比如生活费、宿舍费、桌椅费等等。普通的学杂费七八百块钱已经免了，而这些费用，加在一起也有七八百块钱。但是在学校一般都吃不饱的，星期天回到家里，往往猛吃。

家长一般让孩子念完高中就不让孩子读了。条件好的可能会让孩子上大学。现在大学生遍地都是，好像读大学没什么用。读大学一年20000元不一定够。但家长一般不舍得孩子吃苦，孩子在家也是玩，也不干农活。

家里分到8亩半的田。农活现在大部分用机械了，除草一般用农药。一亩地，小麦可以收到700至800斤，玉米有1000多斤。除去一些化肥等费用，一亩地至多赚500元，一般可以赚到300至400元。

今年过年，亲戚给的压岁钱，大女儿有300～400块钱，小女儿得到了3000多块钱。

小陈希望自己打工能多挣点钱，来改变家里的状况。而且主要还是希望工头少扣点多给点。住宿的地方只要能遮风挡雨就行了。老板一般都提供住的地方，大多在厂房里住，不用租金，生活费老板先付，再在工钱中扣。老板开个大伙房，不会让工人自己开厨房自己弄。住的地方15平方米，一般十一个人，6张上下铺的床，共十二个床位，留出一个床位放一些东西。行李放床底，餐具就放在窗台上。卫生间是公用的。冬天有提供热水不用钱，但条件不允许去用桶去装，因为冬天北方很冷，他们一般自己掏钱到澡堂去洗。

在重庆工作的时候，他们要6点半起床。

对于到打工的那个地方，很少与当地人交流，几乎没有。因为听不懂他们的话。

对于广州，感觉是人多。最大不好的地方是不好找厕所，刚来的时候都不知道厕所在哪里。还有就是卫生搞的也不好。（洪柏通记）

4、小贾

广州火车站没有北京的人多，北京的要大很多，而且可以到候车室里面坐，里面还有空调。比较舒服。

这时候一位穿棕红色的外套，中年男子插上话来。他姓贾，四川北川人，四十四岁。我们问他问题的时候，经常无力地长长地呃——一声，然后我们再把问题重复一遍。他回答我们好像不是很容易，每说一句都要吸一口气，像个生病中人。由于很晒，他把棕红色的外套盖在头上，只露出个脸来。他说地震灾害那段日子，看到过温家宝总理。也是第一次来广州，还去过江苏、江西和重庆。在家那边务农和做小生意，出来后修桥，工钱基本上没被欠过。卖肉干了5到6年，修桥有4年。买彩票有十年了，每次买7块到10块不等，大的中过3000元或者5000元奖。二三十岁的时候还赌博。这是个大错误！他讪讪地说。

初中毕业以后，去当了四年的兵，退伍后，回家务农。四十岁的时候出来打工。家里四口人，老人去世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是龙凤胎。

他还提了一个白色的塑料袋，袋子上写着黔江喜万家超市，这是在重庆黔江买的，也就是昨天在他们的出发地买的。塑料袋里有两支牙刷、一盒方便面、一瓶冰红茶和四块卷粉做的饼。

去潮州做工，车费老板给了。可以赚到80块钱一天。到潮州那边的火车站以后要搭3块钱的摩托车才到工地。（洪柏通记）

5、老陈

其中的老人已经有五六十岁了，姓陈，也是山东德州市来的，与前面那个姓陈的中年人来自同一个村。老人做过村长，修房修桥有二十多年了。家里有九口人。已经有两个孙子了。大儿子在家做盖民房的工作。小儿子读过中专，现在工作是修车。小女儿已经出嫁了。1996年的时候，他参加了广州的滑雪场裁判厅的修建，一个东北的姓董的老板欠了工钱，被抓了。但后来工钱还是没有拿到。（洪柏通记）

6、老大哥

当我们和曹工头聊着聊着，原来坐在旁边行李上，一语不发的老大哥突然问：他们是哪的？大学生……不等曹工头说完，我和宓滢赶忙再次说明了来意。差不多就在这时，11点34分，我回头看了下车站上的大钟，一个妇女来这里兜售快餐。粗粗一看是用一次性饭盒装着的，上面一层是青菜、豆腐干和辣椒，下面想必是米饭——不大一盒，卖五元——毫无疑问比起我们学校同价位的饭菜要差许多。不过比起车站小卖铺5元钱一盒的方便面似乎要好点。最后曹工头和另外一人各自买了一份。在曹工头在旁边吃的时候，我们渐渐就和老大哥聊开了。

老大哥有着一张长长的脸，皱纹张布着，那是岁月的痕迹。短短的头发，黑黑白白斑驳地夹杂着，还有那没约摸两天没刮的络腮胡子。一开口说话，两排微微发黄的牙齿，和其中两颗大门牙尤其醒目。右边嘴角上有一颗小小的痣，或许是肉瘤，因为仔细看的话，可以发现他左手无名指第二关节上就长了个大肉瘤。老大哥穿着件白色的背心与深蓝色的裤子，比起曹工头的衣裤，已经很旧了。整个对话中老大哥几乎是笔直地站着的，唯有打比方的时候用手指指我指指宓滢。

老大哥是在西藏出生的，他父亲在西藏当过兵，打过匪。后来他住到了四川江油市的马角坝。我们稍稍聊了一会儿，他脸有难色地说：现在我就是一件事不知道怎么办好——我这些年一直没有身份证。我们听了不禁差异。他继续说道，他本来一直在锦州一个开发区的厂里做工，老保也在那里，但没有房产，后来工厂倒闭，他就下了岗。可是当回到老家江油那里，户籍已经没有了，而要在锦州办又不给办。从01年到现在，派出所跑了十几回了，就是办不了。

紧接着，老大哥和我们说了从前在成铁水泥厂值班室当班时听说的，许多不公平的灰色的事，大约整整聊了四十几分钟。在这个过程中他一再强调这些可不能写出来，可不能写。

过了12点，身边的这帮人陆续离开往候车室去了，环顾一下，曹工头也已经不见了。老大哥依旧兴致勃勃地和我们聊着。不一会儿，同行的人便来催着他走，就这样又聊了几分钟，我们才依依惜别。最后我们问老大哥姓什么，他咧着嘴，露出一口的黄牙，笑道：不说了，不说了。

太阳火辣辣地烤着，依稀能看到流动着的热浪，周围经过的停放着的汽车上，时不时地反射着眩目的白亮。除此之外，满眼就是排队等着进候车室的人群，其中有打着伞的，但更多的是背着大包小包的打工仔们。今天不是春节，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天。（高翔 记）

二、珠海葆力物业华宁花园清洁工——刘阿姨

今天采访的是我们小区的一名清洁工阿姨。大约下午2时候我在小区的保安亭旁看见了几个同穿着天蓝色上衣，黑色裤子，手拿着扫帚、垃圾铲和一个蓝色的大垃圾袋的清洁工阿姨。她们分散在几个不同的楼道里各自工作着。

    我采访了其中一个姓刘的阿姨。刘阿姨是从湖南来衡阳的，160左右的个子，瘦瘦黑黑的脸，过肩的头发绑成麻花辫搭在背上，操着一口湖南腔的普通话。因为生多了一个孩子，当地罚款罚得厉害，无奈之下就只好两夫妻一起出来打工。91年第一次来广东，第一份工作是在广东东莞的一家制衣厂做流水线工人。没有学过任何制衣方面的技术，就是面试的前一晚现学的。面试只要求我们车一根裤带，就提前一晚学了一下，就过了面试。工厂的工作都是流水作业，一个人只要负责一部分就够了。其他的也没有多学。刘阿姨一边扫着地一边跟我交流。工厂的工作太累了，一天下来坐的腰酸背痛。每天早上7点一直做，做到晚上1、2点也是常有的事。

    后来实在是太累做不下去了，当时一起来广东的湖南人中有一个说可以带他们来珠海务工，就跟着一起出来了。结果到了珠海关口那个人就偷跑了，剩下他们一行8人留在珠海找工作。当时他们在珠海没有任何亲戚，又不想再去工厂工作，就来到了当时的格力物业公司（现被葆力物业收购），一做就是15年。我们刚来的时候珠海还很荒凉的，现在这些地方那时都还是荒地。一开始我们也是在竹苑（珠海地名）那边的小区做，后来修了华宁（现工作小区名）才跟过来的。刚来的时候条件也很苦的。一个月才400块，还不包水电费，什么都要自己给。7、8人一间宿舍，上下铺。那现在呢？现在也是一样的，850一个月，还是什么都不包。刘阿姨抱怨到，虽然现在是3、4个人住一间，但住宿的条件一直都没怎么改变。吃住都是在一间屋子里，每天中午午休的时间还要自己去批发市场买菜。而且即使是工作了十几年的老员工，也和新来的人拿一样的钱。但是工作比工厂好多了，早上6点半一直做到11点，中午休息3个小时，下午2点做到6点。晚上就没事了。比在工厂的时候轻松多了。工作内容主要是扫马路和清理楼梯、过道。一共有12个人，每个人负责一片。这样大家就不会偷懒了。刘阿姨一边说一边用手给我比划，大概3栋左右的工作量。自由多了。刘阿姨最后这样总结。原来刘阿姨的丈夫之前也是在物业公司干清洁的，后来格力有一个经理说他们还这么年轻，太可惜了，就把刘阿姨的丈夫调到格力在珠海的工厂去工作了。工厂那边也是从早上6点工作到晚上7点，有时候上夜班，虽然比较累但是工资比较高，而且加班一个小时有6块的加班工资，十一有10天的假期，由于是国企还有社会保障，医疗保险，说起来他们现在还很感谢那位格力的经理。

    问到关于休假方面的问题，刘阿姨说：我们没有假期的。大年初一一样要求我们出来扫地。我来珠海这么多年了，都没有去过什么圆明新园，都是听别人说的。出来十几年也只有两次回过老家过年。车票太贵了，而且我们这边也没有什么假放的。一个星期只有半天的假。有时候还会用那半天来做钟点工，赚点零用钱嘛。刘阿姨笑着说。都是在这里的业主家里做的，一小时10块钱。平时我们也没有时间，只有放半天假去做。或者中午。晚上别人家也要吃饭洗澡的，也不方便打扫。说到小区里的业主，刘阿姨说都很好人。特别是一些小姑娘，我们现在穿的好多衣服都是她们送的。还经常送一些不用的家电啊、吃的什么的，都不会有什么歧视的。刘阿姨还说，现在葆力里基本上都是外来工，四川、湖南、湖北来的多数都是做清洁工工作，而山东、河南来的则比较多是做保安工作的。虽然公司也没有给什么社会保障的，但还是愿意在这做。07年11月的时候公司组织一起签订了2年期的劳动合同，当时签合同的时候也不知道上面有些什么条例，都是公司说的，他说要我们签个字盖个章就完事了。我们没什么文化，看着大家都签就签了。今年年底合同就到期了，也不知道是要续签还是怎么样。

    刘阿姨家有两个小孩。一个女儿18岁，一个儿子16岁。两个现在都已经出来工作了。儿子高中只读了一年就不读了。当初他是没考上，花钱进去的。一分就要100块。还有建校费，一共交了1万多。学校的消费也很高，一个学期除了1000多的学费，还要给3000多的生活费。现在的年轻人都流行请客吃饭，人家请你去你不去还不行，不去就排挤你，还有的直接就带人来打你了。他们学校的同学都这样，他就跟我们说读不下去了。就直接在他舅母开的公司里给他找了份工作。女儿也是读书没读完就直接去当地的工厂工作了。之前要供两个小孩读书的时候钱都比较紧，我们赚的都给他们当学费生活费了，家里还有两个老人要养。现在他们都自己出去工作了，我们也可以慢慢存一点了。刘阿姨夫妇俩之前也想过要出去做一点小本生意，但是因为缺乏资金，没本钱，不敢去。你看现在外面多少餐馆都倒闭了。刘阿姨这样解释。而且我们现在年纪也大了，再做几年就回家养老了。

    差不多结束的时候，刘阿姨问我是哪个学校的，我说我是华南师范大学的，刘阿姨说：像你们这样读大学好啊，之前也有中大的学生来采访过。后来刘阿姨拿出裤腰间挂着的一串钥匙说去3栋有些事，就拿着东西离开了。（李宓滢 记）

三、阳江修墙小伙——张望春

22号早上8点多，一个小伙子扛着工具箱，跟在一名老师傅后面，来到我家。因为我家院子围墙的墙砖掉落了，他们是我爸请来修墙的。老师傅是我们当地人，是我爸以前单位的工人，小伙子是老师傅的帮手。他们工作的时候，我爸在院子里给我家的狗洗澡，时不时跟他们聊上两句。刚开始老师傅跟小伙子是用普通话（不正宗）交流的，后来我爸跟他们用阳江话聊天，小伙子貌似都能听得懂，还会用不标准的阳江话答上两句，看来是外来工不错，而且应该在我们当地呆的时间不短。

我观察了一下那个小伙子，高高瘦瘦的，肤很黝黑，剃着寸板头，手关节节骨很突出，穿着蓝色T恤和一条洗得泛白的运动裤，回力运动鞋。工作了一个上午，他脸上都很好笑容，笑起来给人很憨实的感觉。

待他们修完了之后，我上去采访了那个外来小伙子。刚开始他对于我突然提出的要求反应很大，一连摆手摇头说了好几句：不行不行不行。原因是他不太会说话。在我一再说明只是普通的聊天而已，加上老师傅在旁边哈哈笑着帮腔，小伙子最后还是答应了，虽然有点勉强。

然后我端了茶出院子（因为请他进屋被拒绝了），老师傅在院子一旁和我爸剪盆栽。第一个问题我问该怎么称呼他，他支支吾吾的，倒是老师傅喊了一嗓子：望春！张望春！嘿，古个死仔无鬼用，看着人连自己叫密都无记得都。哈哈。（翻译：这小子没个鬼用，见了人名字都忘记不会讲了。哈哈。）

张望春听了倒是没说话，低个头不好意思地笑着。尴尬的气氛让这个采访刚开头就有了难度。不过这在聊起来了之后就有了很大的好转，接下来一个多小时里喝了四壶陈年普洱。

张望春，我们就叫他小张吧。小张今年28岁，是重庆巫山县人，05年10月份来到阳江，也就是说在我们当地已经呆了3年多的时间。他说当初来到阳江那会儿，身上只剩下100多块钱，必须要赶紧找到工作才不至于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饿死，而且睡觉睡哪也是个问题。他看到一些外来民工都有单车，后座绑着铁揪梆子，然后踩着单车四处晃，不然就和几个外来工坐在人流比较多的地段，等人请做工。小张是只身来到阳江，没有老乡同行，所以他要找到一些和他一样的人一起，以后有事才能有个照应。于是他第一次就是跟着另一班外来工做散工，一般都是帮人挖地铲泥，有时也会做搬运，只是赚的钱非常少，每次只是几十块，有时候连十块钱都不够，而且并不是每天都能接到工。那时候小张住在废弃的厂房里面，是其他外来工告诉他的，厂房里面有些没被丢掉的东西还可以拿来用，当时最困难一段时间里，三餐全是吃馒头，再好点就买包咸菜调味，一天用不够5块钱。有时候有好心的工人会叫他回去吃一顿，才能吃到油腥。

小张说有人会特地花钱请他们民工去帮忙打架，我问他那你有去打吗？他说有，打一会就有50块拿，很好赚，他们大家都愿意。我问那有没有试过被警察抓，他说试过，当时警察一来他们全都蒙了，也不晓得该跑还是咋的，但有些老道的还是跑开了。警察带他们回去之后什么都没问就暴打了一顿，然后把他们都放了。小张说当时左手被打脱臼了，额头肿了个大包，还有人鼻血流个没停。因为没钱也不敢去医院，就到小巷里面的药店买纱布和药酒什么的，回去互相帮忙包扎包扎就算了。我问后来还敢做这事吗？他说还是有人做的，有了经验就好，毕竟钱好赚。说到这小张又憨憨地笑了。

之后日子里小张也有做砌墙，跟人上门修水管、通厕所，勉强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大概06年年中的时候，阳西那边一个建筑工地招工人，小张去了。他说当时就住在工地旁一排小房子里面，7个房间，每个房间住10人，还不算太挤。早上6点半工地开工，一直到晚上6点半。工地包三餐，伙食只是第一个月好点，饭里有菜有肉，第二个月开始就不行了，基本上都不见肉，早餐也只有稀粥和咸菜，而且是三个人分一小包咸菜。之后就没怎么见过饭菜里有肉了。我问他企业有没有提供医疗保险？他说当时听都没听过这回事。工程紧的那段时间晚上要加班，8点开始一直做，做到半夜，但加班费也只是30块左右。工头说是一天工资50元，2个月结一次，后来3个月都要过去了，也没声响。有些工人要赶回老家秋收，问他要工钱，他说工程没完不能给。没办法我们只好闹，闹到最后他只答应给部分钱，给了要回家的民工一人600块。小张说最后工程完工，要拿工资时，比原先算好的少了600块，问包工头，就说是什么生活费伙食费这里扣那里扣的，但一开始明明说是包伙食，这样民工们当然不肯，争执了很久他答应一人退还100，之后说我们要闹他就找武警来。小张说工头私下和武警一个支队队长有交情，每次有事都找那个队长，给点钱或者请他那帮兄弟吃顿饭，之后队长就帮工头出头。所以最后这事也就这样结了。

我问小张，当时秋收你有没有拿钱回家？他说没有，因为家里根本就没田地，而且自己钱赚不多，回去也没什么用。来了阳江后第一次回家就是07年春节，因为做了工程拿了些钱，想买点东西回家。我问他家里有哪些人，一般都做些什么维持生计？这时候小张开始有意无意地玩自己的衣摆，眼神飘来飘去的，好像在家乡里有些不太好的回忆。小张的家里还有父母、一个姐姐和两个弟弟。姐姐嫁人了，一个弟弟出来工作了，去天津给人家打工，最小的那个还在读书。小张家是贫困户，他说巫山县本来就土地瘠薄，人均耕地很少，可能还不够一亩，所以他那条村里的人很少能够以种田为生。但县里矿产资源很丰富，于是大多数人都是去做矿工。小张的父亲是做矿工的，母亲就在家里做裁缝，或给人打打零工。

有一次小张父亲在挖矿时，矿井突然塌方，井底下几个工人全被埋住，当时小张和姐姐刚好过去给父亲送饭，见到这情况都慌了，看到旁边的工人开始奔过去挖，他们便也冲过去一起挖，好在塌方面积不算太大，隐隐约约还能听到里面的人在喊。只是过了好些时候也不见警察和救护人员过来，据小张叙述，他父亲工作的地方是个小煤矿，安全设备很差，工人没有安全保障更不用说医保。后来相关人员终于过了来做救护工作，挖出被埋的工人后送到医院放在一旁也没人理，小张的父亲腿被木桩压坏了，最后医疗费还是自己出的，医院只是减免了小部分费用。再后来因为三峡工程，巫山县是首淹，他们便迁到了新城居住。只不过小张父亲的腿还留有后遗症，不适合再做过重的体力活，所以有一段时间里父亲找不到散工来做，小张和父亲就只能捡垃圾去卖。

小张19岁就出来打工，一路南下。高中是没有读完的，只读了几个月，因为实在无法支付学费了，何况当时还要养活两个弟弟。当我问他有机会想不想继续读书的时候，他摇了摇头，却没有说原因。阳江是小张呆的时间最长的城市，我问他为什么会来到这里，他说当初也没什么计划的，哪里有工可以做就往哪走，只是在大城市里打工都很难，在大老板底下打工都没钱赚，不是被拖工资就是钱转发到手上也所剩无几了，活得很艰苦。关于金融风暴时期，小张说物价上涨就少吃点，对于股票这些他是想都没有想过的。

小张是在07年底遇到老师傅的，当时我爸单位要在草坪上建一个小亭，招了十个工人，小张是其中一个，老师傅是指挥。之后他们熟了起来（怎么熟的他没讲），小张就跟着老师傅了，老师傅有时候会帮人修楼房，但基本上都是做跟园林有关的活，小张就跟着学跟着做。老师傅有个儿子在外打工，家里只有妻子，小张就住在老师傅三层楼房的顶楼小间里。小张说很感激很感激老师傅，现在他吃住都解决了，不用一个人继续飘泊，还能省下一笔钱寄回家里。（此时老师傅打趣地说：还储下一笔钱娶老婆。）我问他对以后有什么期望，他说希望学好手艺赚多点钱，老师傅是要报答的，家里也是要养活的。（老师傅又来：老婆更是要娶的！）小张又是憨实地笑。我继续问他，以后有了孩子希望他走什么样的路。这时小张倒是很认真地讲：我只要有能力就一定会供他读书读到最后，有知识以后出路才会多点。

在地方歧视这个问题上，我想了很久都不知道如何开口，后来我尝试着问小张：你怎么看城里人的。小张想了一下，叹了口气，说：在工地上还好，都不和当地人说话接触的。当初做散工街上晃荡时，人们的眼神都不善意，特别当我们是几个民工一起的时候，就会被人厌恶。有一次我们的单车停在学校一旁，一个学生出来拿摩托车，我们的单车离他的车还是有些距离的，他就直接在我们面前把单车全推倒了，骂了很难听的粗口，是用你们的话骂的，我听不太懂但是我有听过，我知道。当时保安亭里的民警就正看着，也没说话，好像就应该是这样似的。说到这里，小张停了停，貌似想要继续讲，但喝了口茶之后又没说话了。

为了打破沉默，我想起了他的名字，于是我问家里给他起的这个名字是不是有什么意思，然后小张笑着又有点不好意思说：就是望春，盼望春天嘛，可以过上好日子，我是春天出生的。说完又呵呵地笑。（陈楠记）

四、后记

本次的实践活动，虽然之前零零星星地讨论过一些，但我们明确调查目标已经是19号晚上了。我们四人用QQ组建了一个实践群，在上面讨论了一晚上，包括具体的时间表，事先准备的东西以及到时要问的问题，最后整理了一份调查提纲（附件二）。当初第一次提出去火车站调查时，大家大都觉得不妥，认为那里人们应该尤其谨慎小心，不会随便和我们这样的陌生人讲话。不过进一步讨论后，正是因为这点，我们决定去火车站调查，做一件有挑战性的事——那时我们已经做好空手而归的打算，如果没有采访成功，就把如何被拒绝的过程记下来。除此之外，我们又讨论了许多，比如怎么区别对方是不是来务工的，怎么说开场白，采访时任务的分配等等。

20号早上我们便出发了，四人穿着校服，吃了早餐，挥手送别了坐在车里等着下乡的同学。一来为了节省经费，二来能有更多时间进一步讨论细节，我们决定坐33路公车去火车站。我们7：55分上车，一直到10：51分抵达，将近坐了两个钟。这次坐公车可谓有惊无险，途中我们看到一辆33路公车撞了车，塞在路中间，如果我们早十几分钟坐上这班车，大约这次调查是泡汤了。

到了车站，我们先是四周逛了下，没几分钟就盯上了静静地坐在一个角落的一群人。没想到调查如此顺利，没几句话，我们就聊开了，几分钟过去，我们四人渐渐分成了两组，我和宓滢一组，陈楠和伯通一组。直到他们到时间进站，我们才依依惜别。回想起来，这么顺利，一来是陈楠宓滢两个女生，看起来并不危险，二来我们穿的校服多少也起来作用，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农民工兄弟们实在有太多太多的话闷在心里，难得有机会有人听他们倾诉。我们准备的问题，在采访中几乎都没有用到，我们稍稍提起一个话题，大家就能聊上10分钟半个钟甚至一个小时。而且话题一个接一个，只见农民工兄弟们滔滔不绝地说啊说啊，我们则看这他们真诚的双眸时不时地点头，或是飞速地记笔记。

调查结束，回想调查前的一些东西，实在觉得好笑：比如怎么识别人家是不是进城务工的。再就是，起初农民工应该是讷讷的样子，而事实上，他们比起我们许多大学生能说多了。尤其是在和曹工头的对话中，好多话完全不是我们印象中的农民工说出来的，而且说完一段时常顺便对我们说教一番你们学生啊……。

做完火车站的调查，后来陈楠和宓滢回家后，有意犹未尽地在自己家那边采访了两人。宓滢的是在小区里碰到的一位清洁工阿姨，而陈楠则是对到她家修墙的工人作了采访。比较不同的地方，工种和性别，农民工们工作、生活差异就显而易见了。（高翔记）

上大学以来，很多学科都有要求我们去做一些社会调查，但像这次维持一周之久、调查范围扩展至广东省的实践性活动，在大学生活中还是第一次。起初和组员们一起商讨调查什么、去哪调查、如何分配时间的时候也是充满惶恐的，有种无从下手的感觉。这种感觉当我站在火车站的广场前，看着匆忙来往的人群时也还一直存在着。但是当我们最终锁定了目标，真正开始这次的调查时才发现之前的疑虑都是多余的，农民工们并不像我想象中的那样拘谨，难打交道，他们其实也有很多的心里话，也渴望诉说。出发前，高翔同学拟了一份调查提纲，上面交代了一些需要问的问题和注意事项，但似乎在后来的采访中，更趋向于聊天状态的我们都放开了原有的框架，话题一个接着一个比预想中的要顺利很多。如此近距离的接触农民工，才觉得之前听说的或者通过网络、电视了解到的关于农民工的工作生活等状况都是很表面的，我们最多只能用很差或是很艰苦一类的形容词来描述，但真正存在的现实是只有亲耳听到才能切身感受到的。

不论是在火车站，还是后来回到珠海的后续调查，都让我对农民工有了新的看法。他们大多来自于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迫于生计之苦，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打工，有时为了更多的补贴家用，甚至不惜牺牲休息时间打几份工。很多时候我们都只是一味的指责他们素质低下，但事实是社会的一些现实问题让他们不得不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才能保护自己不被伤害。面对一个背负着沉重家庭经济负担，刚初中毕业就不得不外出打工，过年过节甚至还不知道下一个家在何处的人，我们对他们的要求是否过于苛刻了？我们是否该用更多的关怀和帮助去代替歧视和指责？这次采访中的一位修桥工说的一句话给我很深的感触，他说桥总是要有人修的，房子也总是要有人盖的农民工的存在其实是何等重要的，他们渗透在城市建设、服务等各行各业，为经济的发展提供着强大的劳动力后盾。

并不否定，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我们对社会底层的群体越来越注视，也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帮助，但套一句民工们说的话：国家的政策是很好的，但在实施过程中就变样了。，他们依然面临着医疗、社会保障、住房、户口迁移、社会歧视、拖欠工资等这样那样的问题。农民工问题是个复杂的历史问题，也是深刻的社会现实问题，它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可喜的是现今社会已经开始对他们投入更多的关注。

虽然在这一个星期的时间内我们可以做的非常有限，也可能无法得出一些具有学术性远见性的深刻结论，但在我看来，我们在过程中感受到学习到的，才是最珍贵的。（李宓滢记）

一次真正的社会实践，在于能够真正理解民间的疾苦。

我们在广州火车站调查时，曾问过农民工们关于教育的问题，在我和伯通调查的那一组，采访小陈得到的回答是，要看儿女们能不能读得下去，不然的话也只能出去打工了。当时听完后我的心里是不好受的，因为在小陈脸上我并没有看到期盼中的那种坚持。而之后回家的调查，同一个问题上，采访对象小张的反应就明显强烈很多，眼神中流露出来的强烈信念让我很钦佩。

在我看来，教育是农村致富的唯一出路，但在城乡经济的剪刀差中，这条道路似乎被异化了——正是因为这条致富道路，农村成了空壳。不上学等着穷，上了学立即穷的二难困境折磨着农村，折磨着农村家庭，教育成了农村经济发展一条越挣越紧的链条。

再来，农民工工资和待遇问题也是老百姓最关注的，我们在调查中得知，有外出农民工集体被骗的事情，有农民工不公正待遇问题。对于背景离乡辛苦一年的农民工来说，到年底怀里揣上一沓子钱回家过年可能是最让他们心满意足的事。但是他们的血汗钱却经常不能按时拿到手，甚至追付无门。农民工的欠薪问题，一直是一个极为普遍，难以解决的的大问题。

在我们居住的城市，有一群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人。甚至他们已经不是小小的一群，他们的总数已超过城市正式职工。他们衣衫不整，蓬头垢面，他们苟且在城市的屋檐下，他们随时回从我们身边走过，但我们很少注意他们。他们在为城市盖房，为城市人送饭送菜，但这里没有他们的家。

农村真苦，农民真穷，这已不个别人的看法。出路在那里？灯红酒绿的城市是打工者的围城。这里是他们既向往又胆怯的地方。城里的想出去，城外的想进来。 农民工是一个尴尬和矛盾的称谓。酸甜苦辣，尽在其中。是农民，还是工人？为什么既是农民，又是工人？谁能来回答？

　　 在这次社会调查中，我在尽量地多点去做，去体会。的确，实践才是最好的导师，要获得人生的知识，就必须亲身去行动。我在调查社会的同时，也逐步了解社会，磨练自己，学到书本上永远无法学到的东西。（陈楠 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