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显荣 张楠 陈妍:青年之痛 |
| 作者/来源:秋田 点击次数: 6700 |
| 1.1、青年之痛 02经济： 郑显荣 张楠 陈妍 采访前记 广东拥有为数众多的外来打工者，这个特殊群体一直都受到社会的关注。作为当代的大学生，关注、了解、分析这个特殊群体对我们开阔视野、认识社会大有裨益。我们小组在这一次社会调查过程中，在从四月底到五月中旬，通过两次走访一位在穗女民工，以谈话交流为主要的沟通方式，了解了她生活、工作、思想等各方面的状况，让我们渐渐了看到了这位民工真实的生存状态。 这位女工名叫小梅（化名），1977年出生，今年26岁，是壮族人，在广西武鸣的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长大，小学三年级文化，未成年就到外面打工，几经波折，现在在华师美术系做人体模特。 小梅是我们通过别人介绍认识的。介绍者说有一女子想要讲诉自己的爱情故事，还想请人为她写书。这不禁使我们感到疑惑，一名外地女子为什么要向素未谋面的陌生人讲诉自己的爱情故事，为什么要宣扬被大多数人认为的“不可向外人称道”的私人感情呢？强烈的好奇心使我们一探究竟的愿望加倍迫切了。 第一次与她电话联系时，我们刚向她做完自我介绍，电话就被一名男子夺走了。对方稍许的敌意使我们略感不安。我们细诉了自己的来意，并介绍我们只是想了解民工的生存状况，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而已，没有恶意。大概是那名男子觉得我们只是一群急着赶完作业应付差使的学生而已，这样才与我们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约定见面的当天午后，我们提前10分钟到了约定的地点。在顶着烈日的暴晒等了近半个小时后，我们终于等来了姗姗来迟的她。她穿着一件红底白花的短式旗袍，配一双紫红色的皮鞋。鞋头有点磨损，鞋的样式是几年前就已过时了的。暗红色的头发盘在后面，手里撑着一把粉红色的伞，一身打扮可以让人一眼就看出不是城里人。于是我们在一匝树阴下，带着种种疑问，开始了寻找答案的调查。 一、 文化落后的家乡 我们深知要想理解民工们现时的生存状况，就不能不对他们的过去有深入的了解。所以我们第一次采访小梅时，着重的便是了解她的过去。小梅住在广西武鸣镇罗圩县玉泉乡，家中除父母外，还有一个爷爷，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一个弟弟。谈到小梅的家里人，她总是说他们不容易，说他们很辛苦。（我们不清楚是怎样的辛苦与艰难，就迫不及待的询问她家的具体情况了）玉泉乡主要种植玉米、稻谷等粮食作物和甘蔗、黄豆等经济作物，此外还养有马、牛、羊、猪等牲畜。小梅家里种有玉米、稻谷、甘蔗、黄豆，有一个鱼塘，还喂养有两头母猪、一些小猪、90多只山羊，家境不算太差。他们平时都得买饲料喂猪，等到要卖时就喂玉米和黄豆，这样才能卖个好价钱。父母现在家务农，由于年岁较高，有些农活做不来，亲戚们也乐于帮忙，因为等到收成时可以得到一些用于交公粮。 小梅家里的电器主要有电视、收音机，电视接着自制的天线也只能收到两三个频道。家里没有电话，现在全村也只有大队有电话。不过村里有大喇叭，每天播广播。村里人的生活状况都跟小梅家情况差不多，都住着两层左右的红砖楼房。村里日常饮用水，以前要到山脚下挑泉水，现在已经把泉水引到各家各户了。 小梅的两个姐姐都已结婚，大姐主要在家务农，闲时在村里卖豆腐，虽是一斤六角的豆腐这样的小买卖，但由于全村独此一家，收入尚可；大姐夫开拖拉机帮各个工地运石头挣钱，家里种有果树、豢养鸡鸭，还盖了两层半楼房，境况在几个姐弟中算是最好的。二姐在东莞一家制衣厂打工，收入甚微，加上二姐夫打零工没有固定收入，生活比较困难。大哥也已结婚，现在夫妻都在外打工，月收入也仅几百块而已，不常寄钱回家。小梅现在每个月都会给父母寄去200元，所有子女中，数她寄钱最多，而大姐主要料理父母日常生活，时常送粮食给父母。 小梅的爷爷打小没读书，现在一个人住在山上放羊。父母也都只有小学的文化水平，村里重男轻女现象不严重，所以小梅兄弟姐妹几个都读过书，大姐大哥均没念完小学，二姐初中毕业，小梅自己也只读到小学三年级。弟弟算是书读得多些，中专水平，现在就读于玉林读汽修班。小梅和她的哥哥姐姐们都早早辍学，家里人也没有反对。小梅说，他们村里人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年轻一辈基本上也都只有是初中水平，最高学历也只读到中专，村里没有一个大学生，并不是经济条件不允许，而是农家孩子大多爱玩，也就想着将来反正也是种地，不需要读太多书，所以几乎没有人喜欢读书，成绩都不好，没有人能坚持读到大学的。据小梅的描述，他们村里的教学条件其实还算可以，小学、初中各有一栋教学楼，且相距不远。村里不办高中，高中就要到镇上去上。村里人大概不懂得“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所以对于下一代的教育没有给与足够的重视，这跟村里人普遍的文化素质水平低，思想比较落后有关。认识不到学习的重要性，自然也就没有积极认真的态度，所以小梅和她的同龄人很多都早早辍学。而从以后的采访让我们深刻的感受到，正因为小梅文化知识水平太低，限制了她以后所找工作的范围，也为她以后在打工过程中屡屡吃亏“埋下了伏笔”。同时，这也可以看出了我国，特别是在农村一些较为贫困落后的地区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提高全民素质、大力发展科教兴国战略之任重道远。 在村里，长辈中只要上到初中的都在村里当了点儿官。村长由村委会任免，一般都是由有文化、为人稳重的人担当。村里没有专门的保安，治安只能靠群众自觉的维持，村里没有恶霸。小梅讲有一回村里有一个人欺负她父母老实，故意在小梅家的后院地面盖了一座房子。小梅跟那人理论，要求那人撤出去。那人蛮横地拒绝了，小梅很生气，差点放水去淹那座房子。后来在村长的调解下才息事宁人。这件事让我们感觉小梅不会是那种容易受人欺负的人，但后来的采访完全推翻了我们的这个判断。 村里只有一个私人诊所，镇上才有医疗站，没有医院，但村里人多懂草药，生病时很多时候都是用草药自己治疗。 村里有路可通镇上，路途遥远，每三天有一班三轮车去镇上，车费为每人2元。镇上办有淀粉厂、糖厂、菠萝厂，规模不是很大，每个厂大概有３００人左右。村里很少人出来打工，大多在家务农，农闲时年青男人会去南宁打临时工，干简单的力气活。结婚的一般都在家理家、务农，很少出来打工。 二、 坎坷的打工经历 从小梅对自己家境的描述来看，她家虽不富裕，但也不太贫穷。可见小梅不是因家庭经济条件差而选择外出打工的。“在家干农活太辛苦了，风吹日晒的，而且赚的又很少” 、“在家感觉生活枯燥单调，没什么出路，自己力气又不够，干不了多少活，不能帮家里很多忙。” 、“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这是小梅出来工作的原因。也因此小梅踏上了打工之路，开始面对一段新的人生旅程。 小梅辍学之后来到镇上菠萝厂。菠萝厂生产菠萝罐头，雇佣员工削菠萝，没有固定员工，工资计件，21斤９毛钱（1988年左右的物价）。小梅每天从早上８点干到下午６点，中午为了争取多干一些也没有休息。菠萝厂也有给工人配发胶手套，工作环境尚可。工厂提供炉灶，员工需自带粮食和厨具解决饮食。小梅每月能赚200—300元，在那儿干了大概1年后离开。 那年的冬天小梅姐姐带她去了淀粉厂打工，在那里干了3个月，每个月有300多块钱的薪酬。不打工的时候，小梅就在家里帮忙干农活。 对于小梅来说，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打工，是去南宁打工。16岁那年（1993年）小梅到了南宁的一家工厂打工，薪酬是320元每月，工厂提供住宿，她跟工友合伙买菜做饭。对于小梅来说，这一次离家打工，最难熬的还是经常想家。小梅说，那时觉得在家有人疼有人爱，而这里连朋友都很少，所以特别想回家。那时在打工过程中每每遇到困难、挫折或委屈，小梅总是特别想回家，每次忍不住想家的煎熬时她就直接回家。这也是她总是在同一个地方打工时间不长的原因之一。后来由于这家工厂属于非法经营没有许可证，被有关部门查封，小梅也就回家了。 一段时间后，小梅又跟着朋友来到广东台山，在一家工厂里做彩灯。薪酬400元到600元一个月，其中扣除40元伙食费，工资计件，如果机器检查出做出来的彩灯不合格就不算钱。但小梅并不清楚不合格产品是怎么定义的，一切由厂方说了算。刚到那里的时候，由于离家很远，小梅经常给家里写信，而每次见到家里来信都会掉眼泪。那段时间，读家书成为她每晚必做的功课，尽管每晚读的都是同样的内容，但总能给她带来些许快乐。后来慢慢她也习惯了独自在外打工的生活，找朋友倾诉、逛街、或者蒙头大睡成了她排解压力、发泄委屈的方式。小梅在彩灯厂工作了大约8个月之后，忍受不了高强度的工作，于是又辞工回到广西南宁。 此后数年时间里，小梅在粤桂两省之间辗转，先后到过餐馆里当服务员、一家公司给保安做饭、给旅社打扫卫生做饭等。这些工作有的经朋友介绍，大部分是小梅看招工广告自己找的，月工资高的有过550元，低时有300元。打工的时间有长有短，但都没有超过一年。换工作的主要原因是，有时觉得工作枯燥、工资低，有时是觉得工作太辛苦。 最后一次做临时工是在一家大排挡里当帮工。这家大排挡在中山大学后门的建筑工地旁，专做夜宵。一个月450元，但月末付工资时店东称要交押金200元，其中又以迟到一次为由扣了30元，只发给小梅220元。这事先见工时并没任何说明。做完第二月小梅就要求辞工，并向店主要回曾经扣留的200元押金。店主不予，并以小梅走后店里缺人为由不允许小梅辞工，声称等找到替换的人才给小梅工资。小梅很生气，有一次在店前趁着人多时当面和店主争吵要工资。店主见小梅在店门前吵闹，害怕影响了生意，威胁要打她，小梅亦称要报警告店主，店主说你没证据我不怕。事后小梅细想，由于事先和店主没有任何书面协议，证据确实不足，只好和店主妥协。结果小梅只拿到第二月的工资，所谓的押金并没有拿到。我们问小梅有没有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她只是说以后打工如要先交押金，会让雇主写条子。在采访过程中我们了解到，小梅每一次打工都既没有想到也没有做到跟雇主方面签订任何正式的协议，自我保护意识很弱，而且也从没有想过多了解一些能保护自己的手段；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她从来没有采取过任何强有力的措施保障的自己的权利。她解释说一是怕麻烦，二是找不到可以申冤的地方，从来没有向有关部门反映过的经验。这使我们看到像小梅这样的众多打工者自我保护意识的薄弱，从另一方面讲，这也反映了现在外来民工工作的权益缺少保障，社会对此关注太少。更深层次地讲，这也说明政府在保护外来民工劳动权益方面设立的法规从成文到具体有效的落实尚有相当的差距，因此这些法规也就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之后小梅有一段时间不想再为人打工了。她自己做了个木箱在街头摆地摊兜售头饰。没有固定的摊点，只往人多的地方走。由于知道这是违法行为，所以到处游串时，小梅一直都提心吊胆，也没挣到什么钱。 有一回小梅遇见一熟人，她告诉小梅她现在在学校里作人体模特，收入还不错，工作不累也不需要什么知识且平时很多闲暇时间。小梅十分羡慕，于是转让了头饰摊，决定去做人体模特。经这位熟人介绍，小梅开始到华师从事人体模特。学校提供住宿，她就在中区和一女子同住。底薪400元，一节课15元。有时有同行介绍去外校做模特，一节课能赚到17－25元不等，但这种情形较少。一个月最多时可拿1600元，最少也有600多元，平均是800－900元。每天上午上课，下午不用工作，小梅就在宿舍睡觉或去逛街。 人体模特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行业，去做人体模特，即便对于文化水平较高的大学生而言也很难接受，小梅来自较为封闭的农村，文化水平又不高，她如何看待和适应这一份工作呢？这是我们小组每个人心里都迫切想知道答案的。 “一开始很害羞，在很多人面前那样子，觉得自己很丑。但后来一想，介绍给我这份工作的那个朋友，比自己文化高、身材好，都能坦然面对，自己还有什么好顾虑的呢。”小梅没有想到艺术，没有想到什么大道理，反而是以自己简单而朴素的方式，想通了这个也许是常人特别是文化水平较高的人反而难以坦然面对的问题。她心中没了顾虑，日子长了也便慢慢习惯了。但小梅并没有让家里人知道她现在的职业。我们问她为什么不让家里人知道，她说因为他们都没什么文化，不懂这些，怕他们不能接受，她从没打算让人家里人知道。 2003年10月份，一湖北籍男子介绍小梅还有另外一些人到华南农业大学做临时的人体模特。结果小梅自己本该领到的500元报酬，加上其他人应得的报酬共有一万多，都被那名男子卷走了。小梅他们找到校方，由于当初所有人的这份工都是由那名男子向校方一次性承包的，校方已将薪酬如数付给承包方，故不负任何责任。无奈之下小梅她们只有向公安机关报案，但至今没能将疑犯捉拿归案，小梅她们所应得的酬金也至今无从追回。 采访时小梅说，她在前几天还见到那个人，问我们如果再见到那个男的能否报警。当我们跟她说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时，她随即说：“那我就要去举报他”。 “那你不怕他以后报复你吗？” 我们故意问。 “对哦，那我不报了。” “那你就这样放弃，让他这种人拿了你们的工钱逍遥法外？” “不行，我还是要报的。” “那万一他报复你怎么办？” “这个……我想报，可是他又要报复……” 小梅喃喃地说不清了。显然之前如果没有我们的提醒，小梅还没意识到那人可能会报复她。看到她犹豫的表情，我们也沉默了。这样的情况的确会使很多人陷入矛盾。但抛开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不谈，我们从小梅的进退两难中看到，虽然她打工经历很多，但她的想法过于简单，对社会认识不够深入，对问题的欠缺周全的考虑，缺乏反省、吸取经验教训的意识，而且容易受外界影响而改变主意。我们想，这一方面是因为小梅受到的教育水平较低，另一方面小梅一直做的都是简单的体力劳动，较低层次的工作使她很难从工作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回顾小梅的打工过程，对老板不满时，懂得利用法律手段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最多只是希望老板能提高工资，但老板总有借口拒绝。而小梅也不会再深究，一旦忍受不了就换工作。这也是她频频换工作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工作太累、薪酬少，压力大，觉得工作单调乏味，想换个环境舒缓一下，都可能让小梅有炒老板鱿鱼的念头。不过小梅说为了家里人，只要薪酬高点，再苦再累都无所谓。肯吃苦耐劳，就是为了赚多些钱，改善自己和亲人的生活，所以往往把薪酬当作找工作最主要的考虑因素，这也许也是大多数打工者的心态。 现在小梅已经喜欢上了她眼下在华师的这一份工作，这也是她打工以来最喜欢的一份工作，同时也是她做得最久的一份工作。但小梅也明白在华师是无法一直做下去的。如果哪天她失业了，她打算跟她现在的舍友先到外边合租房子，然后再继续去找工作。当然最好还是当人体模特，她说，习惯了，做其他的恐怕做不来。我们问她，这一行吃的是青春饭，以后老了怎么办。小梅一脸无所谓的表情，说没有顾虑到，大不了以后回家种田。 而在回忆打工生涯中，最令她开心的，是在南宁饼干厂打工的时候，那儿有她的很多同伴，她们一起工作、一起玩。现在自己一个人出来打工觉得很孤独，总爱回忆起那段时光。小梅说这话的时候，眼神让人感觉很忧伤，看得出她对于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或许每一个在外经历风吹雨打的打工者，内心深处都渴盼着友情，渴望着一份关爱，期待着能有朋友互相扶持，一起走过艰苦的岁月。 三、 草率的婚姻 小梅在南宁打工时，有一回在女工友的生日派对上，经工友介绍认识了她现在的丈夫小刚（化名）。小刚是贵港人，年纪跟小梅相仿，当时在五金店打工，收入比小梅多。在此之前小梅还没谈过恋爱，根本不知道爱是什么。“我见到他时觉得他人不错，长得很端正，他也对我有意思，后来他就经常来找我，经常带我去溜冰、爬山、烧烤、逛街，吃大排档，我和他很玩得来的，大家能一起玩得很开心就觉得他很好，很喜欢他。”简单的初恋和接近于冲动的心动过程，本已让我们惊异，可后来的事就让我们惊叹了！ 过后他们就以这样的方式恋爱着。有一天，小刚以父母要见见儿媳为名，说要带小梅回家见见他的父母。小梅说当时自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觉得自己将来是要嫁给他的，刚好借着这个机会了解一下他的家庭状况。他家有一座三层楼的砖房，室内装璜很漂亮，总体上让小梅感觉他家的条件还不错。从这里我们了解到，生活在农村的女孩子，判断对方家经济条件时主要是以对方家房子大小和室内情况好坏为依准。这也就是在广大农村，为什么农民有点收入就大肆建房，甚至不惜向他人借高利贷建房的原因之一。 “他父母对你怎么样？”我们问 “他们对我还好，总是叫我们尽早结婚，我当时就点点头。” “他们有没给你见面礼之类？” “没有”小梅悻悻地答道。小梅就这样草率的答应了小刚的父母，要同一个自己都还不是很了解的人结婚。而接下来的事，就更让小梅陷进这一个爱情陷阱里，越发无法自拔了。 当晚小梅就住到小刚家里。快要入睡时，小刚总是在小梅睡的房间门口徘徊，央求小梅让他当晚呆在她的房间里，并承诺自己只是睡在地板上就行。小梅答应了。之后小刚又要求睡在床上，说地板上太冷，并保证不碰小梅。小梅心疼未婚夫，又答应了。小梅对小刚的心里防线就这样轻易地被一步步地突破了。当晚小梅答应了那个男人最后的贪婪的要求，把自己毫无保留的给了那个人。我们不安地问小梅：“难道你就没有想到他可能会骗你？可能只是玩弄你的感情？你就这样答应他了？”小梅不好意思的笑笑说：“我当时什么都不知道，也没想太多，只是觉得自己反正要嫁给他，就无所谓了。”而当我们问她有没告诉自己的父母，她和小刚的事时，小梅说自己没有告诉任何一个家人。 就这样他们相识三个月后就结婚了。小梅说男方父母给了他们一千元作为结婚的费用，他们只是简单地请了小刚的亲戚朋友和小梅自己的几个朋友。我们奇怪小梅为什么不请自己的家人和亲戚，小梅说他们没有钱，而且父母也没准备嫁妆，就没回家庆祝。当我们问小梅的新房是什么样子，有没结婚戒指，去哪度蜜月时，小梅失望地说：“我们哪有什么新房，我们只是租外面比较简陋的房子住，没有家具，而且我连结婚的新衣服都没有，更不用说结婚戒指和度蜜月了。我们在结婚后第二天就开始工作了，因为我们以前都没多少钱，我主要把钱都寄回家了，而他结婚以前就只知道玩，没攒多少钱，我们要为以后的生活打算，就简单点了”。尽管小梅说这段话时始终微笑着，但我们还是感觉到了，一个还很纯朴的女孩子对于美好婚礼的全部幻想，在现实中被打得粉碎。 婚后他们在南宁某一水果市场租了个铺位卖水果，每天清早小刚去农场购进水果，小梅主要负责卖，两个人生活渐渐稳定下来。可好景不长，小刚还是像婚前一样爱玩，没有攒钱的习惯，他们的生活没有多大改善，后来在小梅提议下，两人带了几千块钱，一起来到广州打工。 起初，小梅在客村做厨娘时，小刚找到一份在建筑工地的工作。两个人工作的地方相距很远，小刚有空时就来看看小梅，两人就找机会亲密一下。“你有没去他那儿找过他？”我们问。小梅突然笑起来，她向我们讲述了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经历。“那次我去他那，他想和我睡觉，可是没地方，他就把我搂着睡在他的床上。他们住的地方是几十个男的住在一起，床挨着床，我们的四周和上面都睡满了人，我们就在那样的环境下亲热，幸好还有蚊帐和被子遮着，我当时觉得特别不好受，可是他想，我也就迁就他了。”听了小梅的话，我们吃惊了很久，他们竟然在众目睽睽下亲热，而且还是满屋子都是男的，这怎么让人忍受得了。“你们这样的生活过了多久？”我们赶忙问。“后来我不在那做饭后，我们就在客村租了一间很小的房子一起住，房子很小，大概20平方米，有厕所和煮饭的地方。月租金要200元。 “我实在受不了以前那样的生活了，自己搬出来就方便舒服多了”小梅说，“我们在客村时，我就呆在家里给他做饭，洗衣服，等他回来，什么都没做，后来觉得这样太费钱，我就又出去找工作了。”我们又好奇地问：“你们都没想过要孩子吗？”小梅说：“我们每次都没采取避孕措施，有一次，我怀孕了，不过打掉了。”“是你自己想打掉的还是你丈夫让你打的？”我们追着问。小梅说自己觉得现在连养活自己都很费力，根本没能力养活孩子，就决定打了，丈夫也有问过她要不要把孩子生下来，她说了自己的想法，丈夫也就没再说什么了。谈到这里，小梅低下了头。有些感受，我们是无法完全体会的，因为我们还没有经历过，但我们可以理解，理解她的无奈，理解一个母亲被迫放弃自己腹中小生命的痛苦，可是令小梅更痛苦的事又紧接着发生．．．．．． 在了解到在大医院做流产手术至少需要500元时，小梅没舍得花那么多钱，她觉得做个这样的手术应该不用那么贵。后来小梅在街上闲逛时，发现有家私人诊所表明做流产手术只需200元，小梅在没有做任何了解的情况下在那家诊所做了引产手术。我们有点责怪的问：“你就不怕那家诊所医疗条件太差给自己留下什么病根吗？严重时可以要人命的！”小梅说：“我当时就没想那么多，我也不知道要考虑这个，我只是看这家比较便宜，我想省省钱。可后来我发现自己确实留下病根了。”听了她的话，我们一阵心酸。小梅就是这样一个可怜的打工者，因为生活拮据，已经没办法把自己的生命健康当作首要考虑的问题了。 我们不忍继续问她的病，可小梅自己又继续讲了下去：最初她觉得小腹会经常疼，跟丈夫行房时更疼，后来丈夫开始烦她总说疼。“那做流产时他有陪你去吗？你经常疼，他没说带你看医生吗？”我们问话的口气已略带责问。“他那天刚好要上班，没空陪我去，我自己去打的。后来也没带我看医生，只是嫌我烦总说疼。”至此，小梅丈夫的冷漠寡情已让我们十分心寒，可客观地讲，今天小梅的婚姻恶果，难道不也是她当初草率结婚时种下的吗？可又是什么原因，使她会在懵懵懂懂时选择嫁人？ 小梅后来到一家饭店工作，小刚因为觉得在工地工作太辛苦，就回家乡了，剩下小梅一个人在广州艰难地生活。 后来小梅想到华师做人体模特，又怕丈夫会介意，征询丈夫意见时小刚没有说什么。小梅帮着丈夫向我们解释说因为他也知道这是没办法的事，他们没钱，而且这工作又不是那种不正当的职业！小梅和丈夫分开后两人就靠电话联系，但又怕经常打电话费钱，就一星期打一次。“我们后来越来越没话说，原来在一起生活能说的还多点，可现在不在一起就没话说了，更何况原来就没什么感情，现在我们两个已经像陌生人一样了，如果现在走在路上碰见，不知还会不会互相打招呼呢”小梅苦笑着说。“那你们现在经常不联系又不生活在一起，你就不怕丈夫有外遇？”我们又好奇地问。于是小梅又向我们讲述了她的新发现。 “有一段时间我觉得什么地方很不对劲，给他打电话总是打不通，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有一次打通了，竟是一个女的接的！我问她怎么拿我丈夫的电话，我丈夫人在哪里。那个女人只是说他出去了，就把电话挂了。”但据此小梅还不敢肯定丈夫已经有了外遇。于是我们问她：“如果有一天你撞见你丈夫和另一女子很亲密的在一起，你会怎么办？”“我就打电话报警，告她抢我丈夫！”小梅生气地回答，小梅当时并不知道新的《婚姻法》的修改内容，确切的说她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保护自己的法律。“那你们从那以后的关系怎么样？”“我们就更少联系了，在今年三月他向我提出离婚！” “那你怎么说？”“我没同意，说他要是把从我这拿走的钱还我，我就离！”进一步了解我们才知道，自从小梅做人体模特后，收入比以前多了些，小刚就经常借做生意之名问小梅要钱，原来共同的收入多被小刚拿走。2003年11月小梅是最后一次给他钱，小刚陆陆续续从小梅那总共拿走了1万多元，这对于生活拮据的小梅而言无疑是一笔巨款。而且小梅说自己现在病得更重了，已经半年多没有月经了！她很怕自己不能再做母亲了。而用在治病上的钱也越来越多。小梅现在每月挣的钱除了自己生活方面的消费，给父母寄去一些以外，其余的就全都拿去看病了，因此到华师当人体模特后薪酬虽高了，但还是没有能存下一点积蓄。显然小梅当初为求便宜而在私人诊所里做引产手术的恶果已慢慢显现出来了。为了钱不得不以损害自己身体的健康为代价，而后又得为了身体的健康不得不将含辛茹苦挣来的钱花掉，这大概也是大多数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打工者普遍难以避免的恶性循环。 而在小梅病后，她的丈夫几乎没有关心过她的健康，只是向她要钱，最后小梅终于下决心不再给他钱了。 “那你以后的生活怎么打算？跟你丈夫的事难道就这样拖着？有没有想挽救这段感情？”我们问。 “有啊，我也曾经好几次劝他不要太贪玩，如果他能回心转意我就继续和他在一起，不过以后由我管钱。如果他非离婚不可，那我就先把病治好，再回家嫁人。” “我们做最坏的打算，如果你的病治不好，你的生活继续恶化下去那你怎么办？”我们压低了音量，问了一个我们自己都觉得残忍的问题。 “我就喝安眠药死掉，活着太累了！” “有没有想到这是你当初草率结婚的后果？” “有啊，那时年轻，又不懂事，我相信命，这大概也是我命里注定欠他的吧”小梅无奈的说。 小梅最后告诉我们她将来重新要找的伴侣的要求：五官端正，对她要好，要有一定经济基础，头脑机灵。但其实在采访中，我们看得出，小梅最希望的还是丈夫能浪子回头，夫妻一起工作，一块生活。但现实往往是残酷的。小梅这一次婚姻的失败，或许已经注定了她今后所走的路将会比常人倍加艰辛。一个外来打工者工作、生活、婚姻的重重磨难，如今在我们眼前的小梅身上淋漓地体现出来。 社会经验、阅历的严重缺乏，加上文化素质水平的低下，让当初的小梅对爱情对婚姻都想象得太天真，却没能看清楚意中人的真面目，从而一招走错，满盘皆输，也让她遭受了太多在我们看来本不该有的不幸。 四、 简朴而单调的生活 我们对小梅的有两次采访是在她的宿舍进行的。她和另外一个女工同住在中区的教职工宿舍，一进门给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简陋。简简单单的一张椅子、一只台面较低的储物柜、两张床，日用品见缝插针地摆放着。两层铺面的床，下面一层睡人，上面一层和床底用来放杂物。虽然简陋，但却显得整洁。小梅自己还买了一个小煤气炉，一个小电饭锅，一台收音机。我们去时她正在吃晚饭，简简单单的晚餐——只有米饭和青菜。我们问小梅平时有没有买肉，她说也有，但水果她就很少买了。我们在采访的时候，恰好看到她把电热棒放在塑料的脸盆里烧开水。我们觉得这样烧水很危险，她却一脸自然且毫不在乎的说：“没事的，我们平时都这样”。生活的节俭，已使小梅习惯于把安全的考虑远远地放在对经济的考虑之后了。她平时不用化妆品、护肤品之类，只是冬天用点便宜的面霜。买衣服都上石牌东，觉得那里的摊贩便宜而且自己也很满意（我们觉得应该是她比较容易满足吧）。日用品都是就近在学校的市场买的。我们问她有没有去过北京路或者上下九等广州有名的步行街或购物场所，她说没听过。这个回答令我们很意外：在广州居住了这么久居然没有听过这些很出名的地方。但我们稍作分析，小梅到广州后一直都埋头打工，生活圈狭窄，在广州除了跟她现在的室友和原来在客村的一两个邻居朋友等寥寥数人外，再没有其他熟人，平时也没什么特别的娱乐爱好。没听说过这些地方，其实也不足为奇了。 我们在小梅宿舍里看到她有一个收音机，遂好奇地问她平时都听些什么节目。小梅说平时喜欢听音乐和广东卫星广播一个关于民工的节目——“我来自他乡”。我们又问了小梅一些时事。她的少识寡闻又一次让我们意外：她只知道现任国家主席已经不是江泽民而是胡锦涛，除此以外其他国家领导人要么不知道要么名字跟职位搭错线；对国家大事基本上一无所知，连北京申奥、广州申亚也不清楚。看到我们诧异的神情，小梅很不好意思地说，平时打工忙，没时间看电视，况且现在宿舍没电视。 如今小梅每个月的薪酬除了用于治病以及寄给家里的200元以外，基本无剩，有时还要向别人借。她也想过买保险，但由于收入不高，没有存款也没有东西可抵押，保险公司不予受理。看来社会保障机构难以照顾到每一个阶层，特别是小梅这样的打工者，也可以说是我们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盲点：对灾难承受力强的有钱人能得到补偿，而穷人在灾难面前却只会变得更穷。 在广州这几年里，小梅已经适应了广州的环境，经常四处奔波的她已经历炼出了远胜常人的适应能力。小梅很少与人打交道，虽然独身一人，且与丈夫关系不好，但她仍洁身自爱，有时有“好事者”跟她搭讪或者拍她的肩膀，都被她严厉的眼光回敬，有些仍“不死心”的，想跟小梅进一步“发展关系”，小梅都以“我有丈夫了”为由拒绝了。但小梅时常想念在家乡的时光，自己跟家里人、家里人跟村里人的关系都很好，村里的人基本上都认识，一回家跟乡亲碰面大家都会亲切的彼此问候。而现在小梅也已经习惯了人与人之间的虚伪和这个社会的冷漠。 五、 勇敢的面对困难 虽然通过了解小梅的很多经历，我们对她的想法有了一定的了解，但仍感觉我们对她的内心世界所知不多。所以到后来，我们与其说是在采访，不如说是在谈心。我们问她有什么最悲伤或难受的事，小梅想了好久才说了一件让自己很委屈的事。那是她打工的时候，有一次由于生活拮据，向一个女工友借了27元，说好过几天还给那个人。可是第二天小梅生病了，没有去上班，那人就在背后说小梅故意赖帐，并以恶语中伤。小梅辗转听到了，心里很难受，区区的二十七元钱却会带来那么恶毒的诅咒，但苦于是自己欠人家钱，也不作什么辩解，只能把苦水往肚里咽。一开始我们对小梅经历了那么多，却只对于这样一件小事感到不解。然而深一层想，对于生活的磨难，小梅已经忍受多了也习惯了。但生活意志的坚强掩饰不了感情上的脆弱，感情上（特别是小梅一直很珍惜很希望得到的友情）的创伤往往会比生活上的挫折更让人难以忘怀。 很多人出来打工总害怕自己是农民的身份让自己蒙羞，千方百计的掩饰自己身份，而小梅对此却很坦然：“我会直接说是农村人，这没什么好羞耻的，我也不觉得被瞧不起，其实你是不是农村人，人家一眼就能看出来了，骗人又被别人看穿才自卑呢”。生在农村，不像城市的孩子那般，生活条件好，家里有钱或者有权，会不会羡慕或嫉妒呢？小梅表情自然地说，不会嫉妒有钱人，只是羡慕。觉得人家比自己有文化，很佩服。她也想可以不用打工、不用为家里、为自己的生计奔波。但农村人就这样，没法怪谁，更不能怪父母，他们是自己的亲人，他们要是受苦了她反而会怪自己。说到亲人小梅总是很动情，访问期间，她弟弟打来电话，说是要到深圳打工，向她要钱。弟弟不清楚她的职业，她也是到那时才含糊的跟她弟弟说自己生病还要花钱，在此之前她害怕家里人担心，一直都没向家里透露自己有妇科病的事。最后小梅还是答应给弟弟钱的,只是叫他要节省点儿。小梅在讲述时话语中始终透着对家里人深沉厚重的爱，我们想，这也是支持着小梅咬紧牙关走过那么多坎坷道路的最大的精神动力了。但是我们也很清楚小梅自己并没有攒下什么钱，问她若突然有什么事发生急需很多钱怎么办，她皱了皱眉头说：“不知道，大不了吃安眠药死了算了。” 为免她继续伤心，我们转问她如果有了钱想在哪儿安家，将来打算怎样发展。小梅说自己对于生活环境要求不高，多年的打工生活使她习惯了随遇而安，所以住哪儿都可以；觉得月收入固定在1500就很满足了，将来如果有了钱，最想多学点技术如电脑、美发，那样找工作比较容易。如果有机会想自己开公司，赚了钱再好好花。 小梅最后对未来的憧憬再次让我们感到了一丝欣慰，感到了她对生活还抱着的希望。采访最后，我们问及小梅对自己生活经历的看法，她说“其实我说的，我觉得你们都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没什么，很普通的，不用问我也可以的”。采访从始至终小梅都很平静从容，即使是讲述艰难的经历也只是淡淡地述说，但我们也清楚小梅受过了多少委屈和挫折。只不过生活的磨练，已经使小梅惯于“轻描淡写”地看待自己经受过的苦难了。 后记 这次采访过程很顺利，小梅质朴、坦诚、大方，即便面对我们的一些敏感甚至是尖锐的问题也大方地毫不回避地回答了。当然由于小梅的文化素质较低，我们在和她交谈时一开始沟通有困难，我们说的书面语、新名词她都听不懂，后来我们试着用浅近的语言和她交谈，并且把一些词语套用现实的比喻解释清楚，沟通才慢慢畅顺，这也锻炼了我们与人交流的能力。 可以说这次对小梅的采访，让我们近距离地了解了民工的生活，更真实的认识社会。虽有管中窥豹之嫌，亦不无以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之效。小梅坎坷的经历给了我们很多启示，打工者们最缺乏的是文化素质，所以这是经常让他们付出额外的艰辛痛苦的原因之一，而这正是我们大学生的优势，是我们所应该更加珍惜的。而打工者们坚强执着的信念与意志，又恰好是我们这些尚未踏出校门的年轻人所最缺乏的，小梅们正是这方面我们学习的榜样。 在采访就快结束时，我们饶有兴趣地问小梅怎么看待我们大学生，小梅笑着说很羡慕我们大学生，有文化。如果自己也是大学生，一定会扎实学好专业知识，将来对社会、对自己都会有帮助。听着小梅的话，想到这一次小梅对我们采访的配合，我们都很感动。而小梅眼下的艰难处境，也让我们十分挂心。风风雨雨打工人，尽管未来小梅的命运仍然会很坎坷，但我们也相信，只要有坚忍不拔的精神，普普通通的打工者，也一定能以自己的辛苦劳动，开创属于自己的新生活，愿小梅好运。 最后一次采访离开小梅的宿舍已是晚上10点45分，走出她们那一栋简陋的宿舍楼，闻到的是不一样的空气，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感觉那晚的空气非常的好，仿佛那是从书里飘来的香气；路灯下，环视校园，突然间觉得往日再熟悉不过的校园显得格外美丽。心里突然想起人们对于大学的描绘——象牙塔！是啊，通过对小梅的采访，我们感到自己何其幸运，在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她正在工厂大汗淋漓的打工，无数个与此相似的夜晚，她是在怎样艰苦的环境下度过；她的人生经历是那么坎坷，而我们一直在走着用书本铺就的坦途上，未来还把握在我们手里。 |
编辑:admin 添加时间:2006/4/30 9:33: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