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研究中的三个问题

——读《寻乌调查》后感

20140002013 黎嘉辉

这个学期一上社会经济调查的课，胡老师就让我们读毛泽东的《寻乌调查》。胡老师在一开始就极力赞扬《寻乌调查》，认为这无论是文学上还是学术上都是一部佳作。说实话，一开始我真不觉得《寻乌调查》的亮点在哪，因为这与我以往读过的一切论文，一切调查报告都不一样。但后来经历了一些事情，也听到了其他老师对做研究的看法，这都让我对《寻乌调查》改变了看法。后来我细细阅读《寻乌作品》，逐渐发现这确实是一部非常好的作品。

《寻乌调查》的亮点并不在写了什么内容，而在于背后的方法论。了解毛泽东在写寻乌县时的状况对今天或未来并没有多大用处，但是学会《寻乌调查》背后的方法论，对我们日后做研究却具有重要的价值。在下面的读后感中，我更多地是谈《寻乌调查》背后的方法论对我的启发，而不是寻章摘句地做文学赏析。胡老师将《寻乌调查》概括为“客观、完整、准确”，这简单的六个字确实对毛泽东调查时的方法论做了很好地概括，这也是我们做调查做研究时应该具有的品质。

我一直以来都是喜欢做实证的，就是先有一个猜想，然后搜集数据、处理数据，最后得到一个显著的结果，再将它进行合理的解释。这个流程看起来很合理，但其实里面很有问题。问题主要有三：

首先是研究的选题脱离生活现实。平时选题怎么选？一是看文献，看别人都做了些什么，从别人的东西里面得到了什么灵感，然后就去做一个别人没做过的题目；二是生活经验，在平时生活中看到的东西、听到的新闻中找灵感。这样得到的研究题目感觉都是飘于空中的，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并不是我们从现实中得到的认识，而只是直觉上的一种灵感，直觉上的一种想当然。我们在做研究时总爱先拿到数据跟问卷，然后将里面感兴趣的一个变量设为被解释变量，然后放入一堆解释变量，不断地讨论各种异质性。这种研究是脱离现实的，只是拿到什么数据做什么研究，就如徐现祥老师说的那样“做研究像看菜下饭一样”。这也是为什么在写文章写到最后，要提政策建议的时候感到很困难，或许就是因为我们研究的问题真的不是现实中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在做一个调查前就应当把握好基本的现实，了解真实的问题在哪里，而不是凭空想象出一个题目。因此，当我们想到要在一个领域开展研究前，就应该如《寻乌调查》一样，把这个领域的真实情况都“客观、完整、准确”地了解清楚。这才能更好地针对现实问题做研究，让研究更接地气。

二是数据质量难以保障。现在做研究，很多数据真的非常容易地就可以拿到了。CGSS、CHIP、CFPS、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等这类微观数据一抓一大把，拿到数据后我们很容易就马上开始跑回归搞实证了，而不会想数据本身的质量是怎么样的。事实上，数据质量真的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上次听了一个讲座就是关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主讲人是来自卫计委的，他提到尽管这个数据是由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组织的，但事实上数据的质量很难保证。调查对象不配合、流动人口多的地方组织管理不完善（调查员多为临时工）、问卷问题多且杂、问题的信息难以追溯（无论这是被调查者有意或是无意不提供的）等种种原因都使得数据质量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尤其对于流动人口数据而言，公安部、卫计委、统计局都有不同的统计口径。如果做调查之前，不考察数据本身的质量，这很可能使得我们的研究是不可信的。毛泽东做的《寻乌调查》就不容易存在这个问题，因为这个调查都是他自己组织开展的，而且毛泽东在调查中肯定做了大量的深入的访谈，所以《寻乌调查》得到的现实状况是比较可信的。为什么说毛泽东肯定做了大量深入的访谈？在水货一节中，毛泽东除了详细记载了多种水货的产地、种类、价格外，还对水货店的兴衰更替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例如“顺昌老店主人范兴甫，本城人，三四百元本，家里十多个人，请了个先生(薪水五六十元)，水货生意仅能敷口。他的祖父范渊甫是个大地主，三个儿子，全家百四十多人，年收八百担谷。后来败下来，土地分散，范兴甫一家只有三四十担谷子的田了。现在苏维埃分田，他家还能分一点进去。但他的兄弟范老八却能收百多担谷，今年分田大部分要分出去。老八没有做生意。顺昌兴记是他共祖公的兄弟开的，有四五十担谷田，二十多个人吃，苏维埃分田有点分进去。前清末年到民国初元，他家兄弟共有老店、兴记、达记、茂记、钧记、鸿昌、禄丰等七家店子，做的绸缎、布匹、杂货、水货各色生意，招牌响得很，赣州缴得动四五千元，和那时的郭怡和不相上下。民国十一年起渐次衰败，到民国十四年便只剩下老店和兴记两家了。主要的原因是市场变动了——洋货市场代替了土货市场，即梅县生意代替了赣州生意，寻乌南半县不需要赣州土货的供给了。”这些并不同于前面提到的水货价格信息，价格可能抄抄账本就能得到，可对于顺昌老店兴衰更替的历史信息只有毛泽东结合对店主的深入访谈以及其他的调查才能得到的。毛泽东这种客观全面、准确深入的调查，充分保证了得到信息质量的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