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江村经济》有感

代安然 20141100212

在《江村经济》这本书的序言中，费先生的导师——布·马林诺斯基写道，

“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又名《江村经济》）一书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我在初读这句话时觉得这似乎没有什么不妥，以为就只是一句普通的开场白。但当我读完整本书以及费老后续的与此书相关的文章后，如《三访江村》、《重读〈江村经济·序言〉》，我才恍然大悟这句话和这本书的份量所在。费老所树立的里程碑意义在于他在进行人类学的研究时，不仅关注“野蛮人”，也慢慢转向了“文明人”，这一“文野”之变显然需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和沉淀。如今回首，想到费老在当时的环境能做的这样一个实事求是、没有偏见的调查，甚至在当时有着挑战权威的风险，他都坚持下来，我感受到了他严谨的学术态度和热爱家乡的热忱之心，这着实让我敬佩，也更让我觉得这本书的珍贵。

今年六月份的时候我去了苏州三天，并在吴江区停留了一天。这是我第二次去苏州，走在老城区那白墙黛瓦的房子旁，听着当地人嘴里说着吴侬软语，心情极其放松，与第一次到苏州走马观花的感觉截然不同。在苏州的经历对于我理解书中所述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每次读书时，将书中的描写与自己在苏州的所见所感相结合，想象出一幅幅吴中地区江村图，人们都不骄不躁，大抵就是这种氛围培养出了费老的人文情怀吧。

《江村经济》这本书描写了开弦弓村农业、蚕丝业、亲属关系、户与村、贸易及资金等十五的部分，对该村几乎所有方面都有描写。费老的初衷是试图通过研究江村经济问题寻找摆脱乡村经济危机的方法，江村是中国无数个农村的一个缩影，有学者质疑过江村能否概括中国国情，费老也承认不能以偏概全，江村有共性，也有着个性，他尽可能地把江村的共性与个性表述清楚，以减少错误；而且费老将“微型社会学”的方法运用到对于该村的调查，这个方法实在是高明。他主张“调查者不要带理论下乡，最好让自己像一卷照相的底片，由外界事实自动地在上摄影。”在深入到江村后，他亲力亲为且客观地调查，展现和解释了开弦弓村的社会机制，为我们研究中国农村开辟了途径，哪怕是有学者质疑，但我们都不能否认的是这本书的地位与价值。

既然这个调查是以解决经济问题为目的，我就不禁联想到了目前我们国家农村的经济现状，下面我就想结合我所了解和熟悉的北方的农村与30年代的江村进行一个比较，由于我并非在农村长大，对于农村的认知大都建立在每年回乡下探亲的经历和以往在日常学习生活中获取到的碎片式信息，所以如有措辞及理解不到位之处，请海涵。

在农村，土地是一个重中之重的问题。我国农民人口众多，要管理好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首先就需要让他们在土地和农田分配的这个方面得到满足，这也就是为什么新中国成立以后，土改成为首要的政策。当时费孝通先生去江村的时候，新中国还未成立，在他的记录下，我们看到了土地私有制下的农田所有权划分，土地被划分为两层——田面和田底，只有田面的人我们称之为佃户，只拥有田底的人我们称之为不在地主，两者均有的称之为完全所有者；而由田面所有权制度引出了雇农制度，又可划分为短工和长工。但是在江村，雇工制度不起重要作用，费老就引用前面的数字和家庭情况做出了解释，这种解释说明可以在书中多次见到，不仅显示了费老的强大的逻辑思维，也让读者更能明白和了解江村的情况和其中的所以然，前后有所照应。在第三章“人口控制”这一节中，我们可以看到江村的人均土地量是不多的，约为10.06亩，人口压力还是挺大的，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费老认为大多数家庭都不太愿意去雇佣别的劳动力，从而雇工制度的作用不大。

我认为江村的区位条件也注定其耕种面积较小，因为那里水域面积大，河道纵横，而且田和水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很难形成大块的的耕田，然而在黄河灌溉的中原地区，一马平川，土地也因有黄河泥沙冲积而肥沃，就导致有的大地主会拥有大片的土地，所以雇工制度还是比较普遍。村里老人们都这样说到，

“村里的人没有土地和农具，只能靠给地主们当佃户，住在地主家，地主提供吃住，但是获得的粮食大部分全都交给地主，自己留一点；如果不当佃户，就当长工，待遇很低，连七八岁的孩子得去给地主放牛和锄地。”

土地这个东西，每个村庄和地区都有着各自的差异，哪怕是邻村之间也会多多少少有差别，更不用提华东地区和华北地区。 北方的地主多是费老所划分的“完全所有者”，因为老人们说当佃户去地主家干活时对田面也没有所有权，他们图的就是能够活下去，有口饭吃。同样都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南北差异就如此之大，费老曾在《三访江村》这篇演讲稿中提到江村的经济发展在当时是非常快的，人均收入在国内也是处于中上等的水平。我读完之后就感慨村子里的农民实在太辛苦，活着好像失去了尊严，每天劳作那么久的目的也仅仅是活着，而江村能保持较好的生活水平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有副业（蚕丝业），这就像一个小型的工业一样支撑着这个地区，虽然到后期也有所下降，但依然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假使如费老所愿，我们能通过江村这个历史切片来解决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问答题的话，我想在北方地区，能做的就是积极寻找一个点去突破，不能局限在农业方面，不论在当时或者现在都是仍然可行的，当然，这就是村里干部所要思考的问题而并非我目前所能及的，很幸运的是现在很多村官都能接受高等教育，从而因地制宜的搞变革，我奶奶的那个村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