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思江村

观察自己所处的环境本身是件很难得事情。每个人都有建立自己思维方式的基础，找到一件事物的不同，往往在于将所观察到的事物与自身已有的知识和范式进行的对比。因此，倘若要考察形成了自己认识基础的事物和环境，除了调查出整个对象的全景外别无其他的识别方式。在此不得不佩服费老卓越的调研能力和抽象概括能力。费老的分析不仅有大量详实的事实基础，也有富有洞见的规范分析方法。他用更加抽象的方法描绘农村，使得《江村经济》具备很强的直观性和可读性，较为容易概括和把握其内容和作者的思想，激发人们的思考。

费老的《江村经济》让我更深入的了解了农村，其中，农村的几个特点令我印象深刻：

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的运作，靠的是一种存在于其内部的自我管理机制，这套机制的主要内容是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传统和道德。这一套机制全面并且具有很强的合理性，面对任何情况都有一套详细的解决方法。这些解决办法能够得到问题各方的广泛认可，具有最小的交易成本和极强的可行性，其结果也是很稳定的。不管是继承、婚配还是赡养等等方面，都有一套全面的应对传统，即使是各种特殊情况也被包含在内，不仅体系庞大，而且细致到农村社会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此外，这套措施还具有很强的继承性，代代相传，并受到广泛的遵循。

而这一套复杂的体系实际上只有一个简单的目的——稳定，即让农村家庭可以稳定的生产、生活，家族得以稳定的延续。这套模式形成并依赖于农村的经济基础，受制约于农民的生产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一套结合宗族思想的道德观念，例如铭记祖先的传统和祭祀祖先习俗。费孝通先生指出了，这种形态的本质在于下一代对上一代的经济义务。对祖先的祭祀是这种经济义务固化在观念中从而形成的迷信。中国的农村形成了一套严密甚至是规范的经济、社会、文化系统，他们之间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在既有的条件下，它们发挥着自己的职能，相互影响牵制，但又不会相互冲突。

这样的延续能够使农村社会稳定的发展，但它的缺陷显而易见，那就是缺乏变通能力和创造力。一旦经济形势改变，社会形态变革，这一套机制马上就会失去它的适用性。但其极其深厚的实践基础，以及它本身固化为道德传统的形式，并不断传承下来的特性，往往使之成为在面对新形势而不得不采取调整措施时的巨大阻力。

农村的这一模式是脆弱的。原因在于它的过分稳定，使之缺少做出主动改变的动机。至今为止，农村的变化往往都是由于受到了外部的冲击，而极少有自发或者主动的改变，即使有往往也以失败告终。在费孝通先生调研的时代，农村受到工业国家强烈的经济冲击，在今天则受到中国经济发展以及城镇化的冲击。正是这种冲击式的变革，使得变革的力量和农民的利益始终不能密切结合。尽管每个人都希望能关注农民的利益，切实改善他们的处境，但不得不说，这种改变往往存在着主体的缺失，改革更像是对农村的指手画脚，既容易脱离实际，又容易出现委托代理问题。

《江村经济》和经济调查的课程，启发着我不断去思考农村的发展路径。

农业一直是市场经济中很薄弱的一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对农业有政策倾斜和大量扶持补助。中国也不例外。但显然，即使再怎么补助，农业的产量和农产品的价格总是相对固定，甚至相对较低的。农民在产出中不会有很大的创收空间。唯一提高其收入的方式减少密集使用劳动力的程度，提高资本技术的投入，提高其生产效率，从而提高农民的边际报酬。但是应该怎样来实现这种劳动力资源的流动和再配置，却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一方面，倘若交给市场配置，那么由于农业和生态环境紧密结合的关系，农业部门本身具有很强的外部性。这种外部性不仅体现在不合理的耕种和农地开发会影响区域其他农地的生产能力（而且这种效应往往是负面的），更在于农地有持续周转，即不断重复投入生产的特性。因此农地的利用方式将会影响到其在未来的产量，不合理的耕种制度本身就会损害土地自身的质量。如果生产主体存在不断的更换而缺乏延续性，那么这种外部性就会从空间范围上升到时间范围，日后的生产不得不承受当今生产造成的成本。可见，用市场机制来组织这一变革进程存在很大的隐患。但另一方面，如果由政府完全接管，那么资源的配置效率必然很低，很难根据市场形势做出相应的调整。最终农业往往形成依赖政府而且效率低下的生产模式。政府失灵也是实践中常常出现的问题。

所以，调节这一过程显然要靠两种力量的结合。让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绝不代表让市场完全接管政府的工作，让政府退出整个资源配置过程，实行自由放任。市场应该引导生产的方向，形成生产的动力，市场竞争是最能激发资源的活力和价值的。但是市场存在失灵的地方，政府就有必要去解决。让市场在一个规范的环境、在一个完善的制度下发挥作用是必要的。

农业的生产能力决定了其承载过多的人口必然降低人均收入。农村不能直接承载一个很庞大的人口群体，因此城镇化是农村面临必然选择。但是城镇化本身就是更加照顾城镇的利益的，征地建房、户籍限制、公共服务限制都是不得已但又明显服从城市利益的表现。城镇化中存在的阻力使得很多农民不能真正的走出农村，并转化为城市人口。农村则成为这些人最后的保障。即使空心的农村也可能面临着极复杂的产权问题，农村的资源很难真正的自由流动起来。但城镇的承载能力本身也是有限的，亦不能一味的接纳农村人口。所以城镇化只能是个渐进的过程。我在农村调研时遇到过政府强行征收了农民的所有土地，强行安置到新的保障房，迫使农民全部转移到其他产业和地区的情况。而政府征地最后只是用于进行房地产开发。这样的扩张方式固然有其内在的原因，但是这种没有一定路径和计划的盲目扩张，必然导致日后出现阶段性的难题。

农业土地是农民的重要收入来源，为了促进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将土地的产权分割实现土地的流转又是必要的。但正如胡老师指出，将农业产权分割又容易破坏整个农业的整体性。这其中存在着很强的矛盾。我认为，问题在于将农业产权分割后仍然保有农业资源的整体性，因此农用土地的流转渠道应该是单一的，不能单纯的将之竞标式细碎地配给市场上愿意出高价的人。

我认为很有必要进行农村经济主体的再界定甚至是创造。自利是最强烈的动机，农村应该有比之小农更为集中，比之政府更具利益关系的主体。他们能对整个村庄的事物负责，能统筹发展，同时与农村的利益相关。这样既不会破坏农业的整体性，也有很强的发展动机。

此外，上课的时候老师提到过屏山村的改变。原本安静和谐的村庄因为修通道路后，外界文化的冲击而遗失了自己本有的宁静，人们遗失了代代相传的文化，年轻人都在外界的巨大诱惑下离开村庄，只剩下老人孤独守望传统的生活方式。这使得我们去反思强加于农民的提高收入的理念。如果最后没有能实现脱贫，那就只不过是叫停了已有的生活而已。农业和农民是重要的议题，日后的改革和发展都应该更有步调和规划。

当然，这只是基于阅读文献和我的一些浅薄调研经验提出的想法，农村的改革是需要大量实践和探索的，重要的是去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用事实支撑这些想法。我想这也是我今后的学习方向，理论的推演是寻求思路的方式，但关键还是在实践中做出可靠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