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乡土情，拳拳爱国志

——读《江村经济》有感

苏均宇  经济学  20140700027

《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先生亲赴江苏吴江县开弦弓村，经过一个多月的用心调查后整理写就的。他的导师、著名人类学家布·马林诺夫斯基称此书“将成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某些段落确实可以被看作是应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宪章”。读罢此书，不仅使我对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濒临破产的中国农村有了更加全面深入的了解，更使我对费老浓重的乡土情结和朴素的家国情怀肃然起敬。

全书共十六章，细致地描述了调查区域、家、财产与继承、亲属关系的扩展、户与村、生活、职业分化、劳作日程、农业、土地的占有、蚕丝业、养羊与贩卖、贸易、资金、中国的土地问题等内容。全书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二章为第一部分，主要介绍开弦弓村的总体情况。第三至九章为第二部分，主要介绍开弦弓村的社会结构和村民的风俗习惯。第十至十六章，主要介绍开弦弓村的经济形态、面临的挑战和推行的改革。在每一章的描述中，作者把全面的调查与细致的分析完美的结合起来了，书中既有微观的文学性的描写，又有宏观的学术性的解析，读起来不仅有趣，还能引发人无尽的思考。正如马林诺夫斯基在序言中所断言的那样：“本书让我们注意到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伟大的国家。……书中展现的江村，更像是中国——或者至少是南中国——的一个缩影。”通过对江村这一中国典型的传统农村的认识，我们可以窥见当时整个中国农村存在的弊病和桎梏。

 

“农民和农村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

在《江村经济》中，费老着重考察了“土地的利用和农户家庭中再生产的过程”，并考察了现代化企业对这个村庄的影响。人多地少是中国农村的一个特点，相对过剩的劳动力无处安置以及由此带来的饥饿问题是中国问题的症结。在过去，农民并不能靠种植业来去的所需的全部生活资料。他们懂得除了种植水稻来取得日常所需的粮食外，还必须从事多种多样的副业，特别是家庭手工业，在江村主要是蚕丝业，来换取其他的日用必需品。这样形成了男耕女织、农工相辅的家庭经济结构，从而使得这个鱼米丝绸之乡有能力维持比其他地区高出几倍的人口，而保持其相当的一段时期的繁荣和稳定。而当舶来的价低质优的丝织品和先进的机器技术占领中国的市场时，这种小农经济的平衡就被打破了。丝织品的价格下降导致家庭传统手工业的破产，剩余的劳动力需要另谋出路，脆弱的农业生产无法负担农民的生活需求，饥饿迫使他们出卖唯一赖以生存的土地,，农民由此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

要解决中国农村的问题，费老在书中得出结论：“最终解决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的措施。”当时流行的经济观点认为，工业的发展必须集中于城市，乡村最多是原料和劳工的来源地，费老则不这样认为，他说，“若都市靠了它的技术的方便，代替农村来经营丝业，使本来可以维持生活的农民成了饥民，成了负债的人，结果是农民守不住耕地，都向都市集中。在农村方面，是经济的破产，在都市方面，是劳动后备队伍的陡增，影响到都市劳动者的生机……所以，我们想达到的就是把丝业留在农村，使它成为繁荣农村的一种副业。在农村设厂，规模就要受到人口的限制，所以我们寻求最小规模、最大效率的工厂单位。”在农村发展乡镇企业，这样的想法无疑是具有远见和和前瞻性的。而后，1957年费老在《重返江村》一文中再次强调发展乡镇企业是农村的出路，他大胆地设问:“现在土地制度变了，每个农户都拥有了土地，怎么还是缺粮食呢？”他走村串户，盘账计算，得出的结论是:“问题出在副业上。” 费老提出“无农不稳，无工不富”的观点，只有通过乡镇企业聚集资金技术，吸纳农村过剩的劳动力，以工业化推动市场化，农民才能摆脱贫困的处境。八十年代发展起来的“苏南模式”有力地证明了费老的观点的正确性。从西方工业革命发展的历史经验上看去，中国农村的乡镇工业是不伦不类，难以理解的东西，而从中国农村的家庭经济结构上看去，乡镇工业却是顺乎自然的事情。与西方工业革命的历史相对照，草根工业无疑是中国农民的一个了不起的创举。

 “学社会学，可以为这个社会把脉诊断、开药方”

《江村经济》贡献不仅在于它深刻分析了中国传统农村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关系，在费老饱含深情的文字背后，其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态度给了我们很多值得思考和探索的方向和工具，更值得我们学习。《江村经济》是一部运用社会学研究的科学方法，对自己的乡民及其生活进行观察所得出的符合实际的研究，而不是一个外来人，在异国的土地上进行的“那种好古、猎奇和不切实际”的研究。尽管人类学在东方的研究已经前行了许多年，有了更多研究方法与进步，但费老是那个时代的先行者，他深入到田间地头实地调研，尽量去调查和展现研究领域的各个方面，接得上地气才能流露出真情。费老说过：“社会学工作者的工作，就是记录、发现和寻找。”这无疑是人类学与社会学最好的研究方式，真正深入基层，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才能真切感受到农民的辛劳和困苦，发现那些在冰冷的键盘前看不见的东西。

在费老看来，“如果要组织有效的行动并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对社会制度的功能进行细致的分析，而且要同它们意欲满足的需要结合起来分析，也要同它们的运转所依赖的其它制度联系起来分析，以达到对情况的适当的阐述。这是社会科学者的工作。”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怀着谦卑谨慎的态度，详细地记录了开弦弓村经济状态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家庭构成、社会结构和风俗习惯等。此外，我们应该注意到，文章的行文简明生动而又逻辑严密，某一个内容会待到其叙述时机成熟才开始讲述，前文指向后文、后文指向前文，整体完备统一，经得起推敲，这也是我们在写社会调查报告时应秉持的态度和方法。

谈到社会学的研究，自然不得不提另一篇被奉为圭臬的文章——毛主席的《寻乌调查》。同样是社会学领域的里程碑式文章，《寻乌调查》和《江村经济》都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求真务实的作风，深入群众，深入到中国最底层去做调查研究。不同的是两者在行文风格上有较大的区别，毛主席的《寻乌调查》的文字朴素凝练，不加评述，不带一点个人感情色彩。而费老的《江村经济》则侧重于从普遍的现象中抽丝剥茧，提炼出抽象的规律，其语言较为生动，可读性也较强。两篇文章就好比运用了白描与工笔的不同表现手法，读起来又好像是在喝一杯清水和一盏茶。有人喜欢将这两篇文章加以对比，得出孰优孰劣的结论，我却认为这么做是不谨慎的。；两篇文章都是服务于解决那个年代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的，语言只是工具和载体，不同的风格自有其不同的韵味。就好比有人喜欢喝水，有人喜欢饮茶，同样都能解渴，你又怎么说得清楚哪个更胜一筹呢？

其实水也好，茶也罢，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真正的优秀学术研究，是要经得起时代与实践的检验。《寻乌调查》和《江村经济》，都是理论对于实践指导的最好诠释。时间是科学的实验室，我们的研究必须追随人民前进的步伐拾级而上。我们在任何时代，都需要拥有伟大洞察力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与良知，为推动社会和整个人类的进步与文明，提供富有现实意义，又能指导未来的正确理论。 

“我认定我这一生的目标是了解中国的社会”

除了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态度值得我们反复学习，《江村经济》中透露出的费老的乡土情结和家国情怀更让我肃然起敬。作者对国家和民族的担忧贯穿了全书，他在分析中国乡村时所流露出来的担忧体现着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虽然写的是小村庄，心中却想着大中国。在费老的一生中，他先后26次走进江村、走进农家，以毕生精力对江村进行跟踪调查研究，调查不止、思考不息、笔耕不辍。继《江村经济》，费老又先后撰写了《重访江村》、《重访江村（其二）》、《三访江村》、《小城镇大问题》、《小城镇  再探索》、《小城镇 新开拓》等一系列调研文章。他对这片土地的感情，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社会学家该有的使命。他一生“志在富民”的追求，无不凝结者他对故乡和祖国的深厚感情。

费老在《江村经济》的开篇写道，“本书并不是一本消逝了的历史的记录，而是将以百万人民的鲜血写成的世界历史新篇章的序言。”在该书的结尾，他再次用饱含深情的笔调写下，“我们只有齐心协力，认清目标，展望未来，才不辜负于我们所受的一切牺牲和苦难。”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睛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想这也是对费老家国情怀最好的诠释和注解。言中有意，在己体悟；书中有情，自是爱国之情。

伟人已经离我们远去，历史的巨轮正不断前行。我们也应追随前辈的脚步，以无比的热情，追踪观察中国社会发展极其生动的过程，并如实准确地记录下来，为民族，为历史留下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