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诚然，若决策者不能对一个地方的方方面面了若指掌，何求做出令人满意的决策？如果毛泽东仅以对寻乌的浮光掠影来制定土地革命政策，却没有认识到寻乌的土地斗争要顾及到不同阶层的利益，那么土地改革的政策必定不得人心，解决不了这一时期党应该“依靠谁、团结谁、打倒谁”的根本问题，革命的未来更是无法保证。

   最后，调查报告应做到准确描述，不差毫厘。我们常说“用数据说话”，但仅仅有数据也是不够的，还必须保证数据的质量，而数据的质量就体现在其准确性上。所谓准确，就是数据资料严格符合事实。诚然，数据就是事实，数据的信度便是事实的信度，而“用数据说话”在《寻乌调查》中体现得尤为鲜明。如讲到寻乌城的商业时，毛泽东对商路运输货物和商店商品的销量、价格、收益进行了详尽的统计；谈到人口结构时，毛泽东对各行各业从业者的数量及占比进行了描述；论及土地关系时毛泽东又对地主收取的租金与放贷的利息进行了统计。即使数据难以得到精确的统计，毛泽东也不会逃避，而是用区间来表示，比如“田价：坑田每石租十七元到二十元，塅田每石租三十元到四十元。普通坑田二十元，塅田三十元。典当坑田每石租典价普通十五元，塅田普通二十元到二十五元。”；数据易得的，毛泽东精益求精，力求细微准确，还把不同情况和不同时代下的价格和销量进行了对比，如“每圩(三天一圩)用船载的有五船，每船十四担，每担(以四斗计)值六元，每圩共值四百二十元，每年一百圩共值四万二千元。另还有肩挑，每圩有二十担，每年有二千八百担，共值一万六千八百元。两项共值五万八千八百元。”，“胡椒 白胡椒，销十把斤，十二毛子一斤，光绪年间不过四毛钱一斤，贵了两倍。乌胡椒，销二三十斤，五六毛子一斤，光绪年间不过两毛多子一斤。都是外国来的。”等等。反观自己在学习《寻乌调查》之前，总是觉得数据能揭示问题就行，甘心成为对数据的准确性不以为意的“差不多先生”，殊不知准确的数据才能体现调查报告的严谨和真实。

   二、报告语言——表情达意须不落言筌、亲近通俗

   胡老师在课堂上讽刺娇柔做作的文风时曾举过一个文章标题作例子：《总有一种感动让你泪流满面》①。这个令人忍俊不禁的标题让我嗤之以鼻，但课后我不禁思索道：这不就是我高中为得高分而追求的文风吗？为了在笔墨间渲染出华丽的陈词，我可以引经据典，与王勃秋日漫步在“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的滕王阁，与李清照叹“绿肥红瘦”的暮春，似乎只有使用晦涩难懂的文字才能表情达意、直击心灵。直到学习过《寻乌调查》后我才意识到，文章需要不落言筌、亲近通俗的语言才能让人看懂，巧言令色只是为了弥补文章某些不足，却欲盖弥彰。

   唐宋古文运动倡导“文以载道”与“文以明道”并行，意在提倡文章之思想应体现经世致用的精神，而非华而不实的空虚文风。诗词如此，调查报告也如此，惟

   “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为上。毛泽东作为一代领袖，其笔下纵有万里雪飘的北国风光，有百舸争流的碧水江流，字句间尽现文涵，但在《寻乌调查》中却不见这样的壮志豪情，相反，《寻乌调查》是一篇平铺直叙、通俗无华的“流水账”。如介绍寻乌水路情况时，毛泽东的叙述简洁、明快、精准，无一字多余：“寻乌水从桂岭山盘古隘一带山地发源，经澄江、吉潭、石排下、车头、留车，流入龙川，下惠州，故寻乌水乃是东江的上游。船可通到澄江。沿河以澄江、吉潭、留车三个圩场为最大，吉潭在三个圩中更首屈一指。”；在描写学磨豆腐的困难时，报告引用了磨豆腐人家之言“蒸酒磨豆腐，唔敢称师父”；在描述农民受地租剥削时，毛泽东直接使用农民的语言“禾头根下毛饭吃”，说的是刚打下禾交过租就没饭吃的情形；在揭示高利剥削时，援用了寻乌的习惯话“嫁姑娘卖奶子，都要还埃”，还描绘了农民度悲惨光景却仍要向地主借“对加油”的对话情景。这些口语和俚语在表述商业经营和农民穷苦生活等主题时贴切深刻，具有极强的感染力，比晦涩难懂的词藻更能达意。除此以外，《寻乌调查》还将俚语融入了对现象的讽刺中，更显生动形象。毛泽东笔下的“要衫裤着去捞”这一谐趣典故贻笑而讽刺，“团结起来当红军，当到红军杀敌人”这一孩儿传唱的歌谣，冷静描写下却让人热血偾张；“革命革割革绝，老婆都革掉了”、“捂了渠”、“一驳壳打死你”这些“老公”的叹声让人笑不可抑的同时也让人深信妇女解放是一条康庄大道。大家之作，往往寥寥白话入文便是大家风范，字里行间都是举重若轻的潇洒和飘逸。

   三、思想表达——不轻易得出判断、结论和建议

   如果以毛泽东的才智，他定能将一切数据投入转化为严谨的判断、结论和建议，然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寻乌调查》却是单纯的描述。

   历史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历史前见”，其中“前见”说的是人在认知时不以自身意志为转移的先入之见。受制于长久以来形成的知识结构和思想观念，我们在做判断、结论和建议时往往带有对事物的前见，这种前见是非自愿的却也是无法避免的。前见有助于我们对事物展开阐释，但前见是否能够为谋事建立坚实的基础？答案是否定的。江泽民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在决策中特别是在革命斗争中，基于对事物做出的判断、结论和建议几乎是决定事业成败得失的大问题，正如毛泽东本人所说：“对于商业的内幕始终是门外汉的人，要决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是非错不可的。”因此，毛泽东不可能将从《寻乌报告》得出的主观的判断、结论和建议来为革命发展方向制造一个固定的框架，让往后的一切判断、结论和建议都朝着自己主观预设的方向发展。当然，这也牵涉到调查过程中应持有的态度问题，下文将详论，在此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