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实践证明：集体经济是农村实现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

作者：穷乡亲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决策者利用行政手段从上到下硬压实行“家庭承包”的制度、解散集体经济，结果使全国90%以上的农村都走上了“分田单干”的小农经济道跑。与其同时，有为数不少的干部群众对此做法持怀疑态度，其反对意见始终未断。各省、市、自治区都有少数村队一直顶着不办、而坚持走集体发展的道路。至今全国未搞分田单干的大队大约有两三千个。20多年来，这些单位在主流舆论的打压和政策歧视下顽强而坚定地走着自已的路，如今它们的现实状况如何？究竟有无发生“此路不通”或“死路”的景况，看看眼前的事实，该是有清楚的结论了吧！

通过了解搜集各省、市、自治区坚持集体经济的农村情况，事实清楚说明，它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在当地率先进入小康社会和共同富裕的先进单位。诚然，20多年来这些村队也都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实行了改革开放，例如在管理制度、分配制度、经营方式和发展模式上搞了改革，也引进了市场经济机制，但是共同的特点却是在坚持集体经济和共同富裕前提下的改革，坚决反对“让少数人先富”和两极分化。因而那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与大多数农村不同的是,那里没有贫穷,没有社会不公，没有盗窃、黑社会、贪污腐败、干群关系恶化等大量社会矛盾，各项集体福利和社会保障健全,群众没有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等后顾之忧。无一不是当地的最发达、和谐，两大文明都发展的先进社区。实践最有力地证明了所谓“集体道路不能使农民富裕”的谎言。

20多年来，这些坚持集体致富的先进单位的名子为广大干部群众所熟悉、所敬佩。常见于媒体报道的，例如：河南省的刘庄、南街村,江苏省的华西村,天津市的大邱庄,北京市的韩河村、窦店村,河北省的周家庄乡公社、半壁店，黑龙江省的兴十四村，湖北省的洪林村,大连市的后石村,广东省的崖口大队、容桂镇,浙江省的藤头村、望海岗，四川省“西部第一村”的宝山村，江西省进顺村、花园坪村，山东省西霞口村，西藏那边地区嘎措乡人民公社等,它们像一面面鲜艳的红旗插在祖国各地，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榜样。

由于材料很多，这里只能择其要者来说明。

铺向“天下第一村”的道路是什么

在当代中国，无人不知江苏省的华西村。这个号称“天下第一村”实际上是现代城市的社区，如今已是家家住别墅，户户有轿车，（均为集体统一配备，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全村2006年销售总收入就达350多亿。一般村民劳动力月收入5000多元（部分发给个人，部分存入个人账户）。华西村作为“苏南模式”的一个典型，其发展的根本原因就是土地的集体使用和农村工业化的模式，这其实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农村人民公社的社队工业发展的道路。事实上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苏南的社队工业和副业就发展起来了。就当时的华西大队来说，在搞好种植业、养植业基础上就逐步建起了运输业以及农机修配、五金加工、塑料制品等队办企业，走向了农、副、工综合发展的路子。到1978年工业和副业产值就占到全大队总产值的78％，一年创造价值100万多元。每个工业劳动力每年创造产值5100多元。粮食产量达到亩产2000多斤。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前景。就已经是全国闻名的先进集体了。当年《人民日报》还专门刊发了《江苏省江阴县华西大队调查》材料，对华西大队的经验给予了充分肯定。（《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4日第二版《江苏省江阴县华西大队调查》。）到1980年，全大队的经济总量就达到千万元以上。当时的经济水平显然无法与30年后的今天相比，

其实，再往前追朔，华西村在党支部书记吴仁宝领导下，从二十世纪60年代就是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早在1964年，吴仁宝就领导制定了《华西大队学大寨十五年远景规划》，其中有个明确的目标就是“每年亩产一吨粮……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 吴仁宝在职42年，一直是“红旗”不倒。1980年前后，在全国性的分田到户大承包时，吴仁宝不仅拒绝分田到户，而且还带着华西村的主要干部和村民代表，不远千里到山西大寨大队去考察和寻找合作支援项目。当时，他们向陈永贵墓庄严地鞠了3个躬。吴仁宝曾多次对人说：在当代中国农民中，他最佩服的是陈永贵，并称陈有思想、有观点、有本事，是硬干出来的。今天华西村的辉煌，虽然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契机，其经济水平显然是30年前所无法相比，但实质上却仍是根源于毛泽东的农业集体化发展道路。

“中国第一庄”的奇迹是怎样创造的

与南方农村相比较，北方的发展条件差得多。但在八十年代，在天津市静海县却有一个富甲称“中国第一庄”的大邱庄突兀而起，响彻当时全国。1991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就达18亿元，初步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和居住城镇化，这在北方是了不起的。形成与华西村南北齐名的中国两大致富典型。

大邱庄的崛起，虽然乘了改革开放的契机，更与禹作敏的能力、才干和其他特殊条件有关，但其发展的根本模式却是集体经济和农村工业化。实际上，大邱庄的变化起于七十年代的农业学大寨，正是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大邱庄发扬艰苦奋斗、改变环境条件的精神，整治好了全村一片白花花的盐碱、大部分草木不生的耕地，使之变成了稳产高产田，从而实现了全体温饱，并多少积累了一些资金，此后才开始向工业方问转移。带头人禹作敏原是农业学大寨中的积极分子，并在那时入了党、当上干部。他曾先后四度前往山西大寨参观学习。在1977、1978年筹建第一代钢铁厂时，当时农村改革还并未开始。如果在这前后大邱庄也搞分田到户的改革，拆开集体搞单干，那就决不会有后来的辉煌！禹作敏同吴仁宝一样，最赞成、敬佩的就是大寨的带头人陈永贵，其实他们都是一路人，— 社会主义集体发展的创业人，而不是个人发家致富的黑马。在大邱庄发展起来之后，禹作敏首先邀请的座上宾就是大寨书记郭凤莲，并给予慷慨支援。大邱庄的事迹再一次说明，即使条件再差、再贫穷的地方，只要坚持集体发展道路，也能创造奇迹，关键再于人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