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德文：四川绵竹调查随笔四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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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德文：四川绵竹调查随笔四篇 摘要 川西平原上的农民于茶馆中喝茶，一人一杯，不断冲泡，与别的茶杯无甚关系，唯一有关系的可能在于这些茶杯里的水都是从同一个陌生的水壶中倒出来的，他们不在乎陌生，却在乎同一个；客家人喝茶，泡一壶茶，每人一个小杯，无关系者，不会共享一壶茶，围绕茶壶，各个茶杯成为一个圈子，他们既在乎这同一个茶壶，也在乎茶杯之间关系——往往，一个茶壶和多个茶杯成为一套茶具。闽南人和潮汕人喝茶，好喝功夫茶，各人没有固定的杯子，不分彼此；广州人喝茶，喜家人朋友结伴到茶餐厅喝茶，种种不同的喝茶方式，或许表达了不同的交往方式。 从集镇与村庄社会的连接程度以及功能互补上去看村落社会结构，或许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视角。如果有这种类型上的考虑，就很清楚地可以把市场体系的范式所打破，而更容易回归到理解地方性上，并且，从一定意义上看，这种打破，更加有利于认识复杂的区域农村的社会结构。 渠水要进入农田，仅仅只是技术化的管理甚至加上技术化倾向的组织管理，都是不够的，或者说是做不到的。因为，一旦进入农田，就会遇到乡土社会的许多数学化思维无法把握的意外出现，而这些意外都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 高兴村的水利管理，表现出来的逻辑是基层组织管理的逻辑，而不是技术管理的路线。 因为集镇深深地嵌入了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导致了因为集镇所带来的市场逻辑在更大程度上嵌入了乡村社会，并且，城乡之间的高度互动，导致了川西平原农村的是一个很早就已经被市场所切割的农村，由此所形成的乡村社会性质，可能是独特。进一步理解这种被切割的乡土社会，与那些在村落社会生活基础上形成的传统的乡土社会相比较，估计是一件很有意思的工作。 喝茶的意义 孝泉和孝德街上有很多的茶楼，和村委会的几个干部见面的时候，在一家装修得极为典雅的茶楼里进行，感觉有点奢侈，但是，后来一问，一杯茶才一元钱，呆了一上午的时间，在觉得是在享受的情况下，才花费这么多，有点出乎人的意料。街上还有一些极为一般的茶铺，竟然也生意不错，一杯茶5毛钱，可以呆上一天。有一家茶铺，挂上了高兴村老年人协会的牌子，其实也就是一个茶铺，但因为有这个牌子，使得周围村庄的老年人都喜欢来这里喝茶，有不少老年人，一天花上五六元钱，可以在这里呆上一天：其中，喝茶只需要5毛钱，中午饭三块五，外加早上一元钱左右，晚上则回家吃饭。来到茶铺喝茶的老年人，打牌、看电视、聊天，总而言之，感觉不寂寞。不仅街上有很多茶楼，就连村庄里面也有不少茶楼，但凡有一点人口聚居之架势的地方，就会有规模不等的茶楼。喝茶之余川西平原上的人们，其意义不可谓不大，这一点，在两年前香花村调查的时候就感受颇深。 不过，确实还没有仔细思考喝茶对于人们生活的意义。我们家乡人也是喜欢喝茶的，客家人把喝茶看成是一种基本的待客之道，如果跑到一个人家里面，主人家没有把茶端上来，几乎是一个禁忌，客家人描述那些备受冷待的情景时，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跑到某某人家里面，连一杯茶都没喝。如果哪一个主人家被别人如此描述，其形象肯定大受影响。在客家地区，喝茶承载了主客之间的人际交往之意义，换言之，它直接承载的是个体在熟人社会中的形象，连接的是私人生活。川西平原上的人们也很喜欢喝茶，不过，其喝茶的意义或许有所不同。喝茶之于家庭生活并不重要，但是，却对公共生活至关重要。川西平原上的人们，跑到茶铺去喝茶，几乎成为生活之必须。当然，如同客家地区的喝茶所延伸出来的丰富的内涵一样，川西平原上的茶铺也很容易延伸出熟人社会生活的不同逻辑。简单说来，相对于客家地区喝茶所代表的丰富的私人生活信息，川西平原上的喝茶并没有太多的关涉私人生活的内容，街上茶铺上喝茶，相互之间不认识也不影响喝茶的兴致：这显然不同于客家人的作为待客之道的喝茶，换言之，客家人喝茶一般是在私人生活领域的家中，别人跑到其家喝茶，显然是有明确的交往目的；而在茶铺中喝茶，关心的并不是私人生活，而在营造一种公共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川西平原上的喝茶所具有的待客之道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但是，闲暇的意义却极为明显。如此，喝茶之于客家人而言，其意义在于个体之间的交往，而喝茶之于川西平原上的人们而言，其意义则在于让个体的生活融于公共空间中。由喝茶所延伸出来的生活之道，表明了两个地区的人们的生活的极大的差别：客家人的生活意义在于熟人之间的密切的个体之间的互动，其社会生活是建立在个体交往之中的；而川西平原上的人们的生活意义则来源于个体与公共生活的连接。 进一步考察喝茶之于人们的生命意义的重要性。川西平原上，在一个茶铺内成立一个老年人协会，估计是再合适不过了，合适的缘由主要的不在于这有利生意，而在于提供了一个公共的场所。老年人前来老年人协会，主要的目的肯定不在于喝茶，也不在于打牌，当然也不在于看电视，而在于看热闹，公共场所的存在本身就已经足够了。换言之，茶铺中的老年人协会，实际上切合了川西平原上的老人一贯的生活的方式，让个体生命融于公共生活当中。而如果在客家农村地区开一个茶馆，甚而在茶馆内成立老年人协会，估计不太合适，这不仅在于茶馆本身会没有生意，人们显然不愿意将日常生活放在茶馆中进行，哪怕只是一元钱或者五毛钱一杯茶却可以换来良好的环境，而是会很自然地把交往的场所放在家中，哪怕因为经常的交往而把某一户人家成为公共场所——当然，在更多情况下，人们会相互变更主客位置而形成一种明显的交往圈子。客家老人并不会如川西平原上的老人一样，和一群可能并不相识的老人在一起喝茶以解寂寞，而会满足于朋友家人泡一壶茶而家长里短。 川西平原上的农民于茶馆中喝茶，一人一杯，不断冲泡，与别的茶杯无甚关系，唯一有关系的可能在于这些茶杯里的水都是从同一个陌生的水壶中倒出来的，他们不在乎陌生，却在乎同一个；客家人喝茶，泡一壶茶，每人一个小杯，无关系者，不会共享一壶茶，围绕茶壶，各个茶杯成为一个圈子，他们既在乎这同一个茶壶，也在乎茶杯之间关系——往往，一个茶壶和多个茶杯成为一套茶具。闽南人和潮汕人喝茶，好喝功夫茶，各人没有固定的杯子，不分彼此；广州人喝茶，喜家人朋友结伴到茶餐厅喝茶，种种不同的喝茶方式，或许表达了不同的交往方式。 2007-9-29 川西平原的乡村社会结构 施坚雅以川西平原作为研究对象，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在于乡村市场体系，集镇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如果把这种判断放在川西平原的农村中，而不那么急于上升到中国农村的一般状况，这种判断大概是不会错的。从日常生活的基本单位来看，川西平原上的集镇的确构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简而言之，人们的活动空间在村庄和集镇间的比例大致相当：我在都江堰地区的香花村调查的时候，该村所在的镇呈现出一种扇形的结构，几乎所有的村庄都与集镇相连接，村庄社会生活是与集镇连接在一起的，集镇的市场效应可以把村庄社会的经济活动容纳起来，而不需要形成更小范围的市场体系。在德江地区的高兴村调查，情况也大致相当，只是，其集镇的的分布并不如香花村所在集镇那样形成典型的扇形结构，不过，据一起调查的熊万胜老师讲，绵竹县志所描述的情况是，每个集镇几乎都有1.5平方公里左右的面积，这种面积从全国的情况来看，是相当大。高兴村所在的镇，逢单日就是集市，这种集市的频度，无论如何都不算低。因而，高兴村的那些村民，特别是老年人，每两天就会到集镇一趟，倒也不一定买东西，去瞧瞧看看也是需要的。总而言之，集镇的生活，已经成为川西平原上人们的牵挂。 不过，如果做一下简单的对比的话，施坚雅所说的市场体系，可能只能作为川西平原农村的特色情况，而非全国的普遍状况。集市的分布情况，与人口的密度有直接的关系，因而，川西平原上的集市分布状况，估计那些人口密度相对较高的平原地区都与之差不多，然而，隔天一个集市的状况，同样罕见；而如果是放在山区的话，情况则更加不同，山区的集市，显然很难如平原地区的集市，可以如此高强度地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由于集市的乡脚比较宽，使得那些离集镇较远的村庄很容易形成一个小的经济交往网络，因而，那些小商店会来的重要得多。而且，集镇与集镇之间，因为地理位置和人口密度的不同，也很容易分层，有些集镇很容易成为中心镇，从而把周围的集镇功能部分吞噬。仅仅从市场作用来看，施坚雅所谓的市场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川西平原上的特色，而不是全国其他农村地区的一般状况。 而如果把集市做一种更加宽泛的理解的话，情况可能更加有趣。川西平原上的集市，显然不仅仅是市场体系这么简单，它至少还有两个重要的功能：行政体系以及社会生活体系。集市历来都是行政中心，这种判断放在任何一个地区，估计都不会有错，但是，这种行政体系的辐射能力，却会因为集市的辐射能力之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川西平原上的集市，相互之间差别并不大（如果不考虑近些年来政府主导的小城镇建设的影响），因而，行政嵌入能力相互之间是比较均衡的，换言之，在哪一个乡镇做官，并不会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如果放在那些集市可以形成分层的地区，情况大有差别，中心镇的行政官员远比其他乡镇的行政官员要来的重要得多，其影响力甚至可以主导别的乡镇，尤其是在解放前。我们调查的香花村，村民们普遍知道乡镇主要领导人的姓名，甚至还可以说出其关系背景，村民们易于因为一些难以处理的问题直接早上乡镇主要领导人；而这种情况，如果放在山区，估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们很难把自己的事摆放在乡镇领导的面前。不仅行政体系如此，与此相应的社会生活体系也相应地有所区别。川西平原上的茶馆，已有不少人研究，喝茶对于川西平原上的农民的生活意义，估计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的确很难想象别的地区的农民能够如此悠闲并如此高频度地出入于公共场合当中，并将之看成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当集镇甚至被村民称为城或者无所谓的时候，其意义就会完全改变，无论哪一种情况的，都无法以足够深的深度嵌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所调查的一些北方村庄，集镇同样离村庄很近，人们甚至习惯于在集市买菜，农民已经不习惯于种菜，这甚至在川西平原上也不可能达到这个高度，但是，集市的作用也就仅仅局限于此，人们的日常的休闲娱乐仍然在村庄内部。 如果把集镇的功能与村庄的整合程度作为两个纬度的话，似乎可以看出比较清楚的几种村落社会结构的理想类型：一种是集镇的功能强度极高，甚至嵌入到了村落社会的日常交往当中，而相对而言，村落社会较为分散，村庄功能较为单纯，甚至仅仅只是居住的功能，这种村落社会结构的类型以川西平原上的农村为代表；另一种是集镇的功能较为单一，主要只是起到市场的作用，而村落社会居住集中，功能完整，甚至容易产生地缘性的与集镇和村庄都不相同的功能单位，北方平原的大部分农村有这种特点；还有一种则是集镇的功能较弱，甚至市场功能也会部分地为村落社会所代替，而村落社会的功能极其强大，成为相对封闭的村落社会结构，南方山区的村落社会结构基本上都有这种特征；最后一种则是集镇对村落社会的功能辐射能力较小，很容易被上一层次的市场所代替，而村落社会本身又相对分散，换言之，在相当大程度上，村民的具体生活情景中没有较为明确的生活层级，中部一些农村地区有这种特点。 从集镇与村庄社会的连接程度以及功能互补上去看村落社会结构，或许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视角。如果有这种类型上的考虑，就很清楚地可以把市场体系的范式所打破，而更容易回归到理解地方性上，并且，从一定意义上看，这种打破，更加有利于认识复杂的区域农村的社会结构。 2007-10-1 水利社会的治理逻辑 高兴村处于人民渠的下游地区，因而，其水利系统就形成了渠灌与井灌相结合的状况，两种灌溉体系对农田灌溉的贡献率基本上相当，即各自占50％。高兴村3、4、5、7组的农田受惠于人民渠28支渠的水，1、2、6组的农田则受惠于29支渠，不过，7组已经基本上用不上人民渠的水了，3组的条件也较差，5组的条件最好，但由于田地多，农忙时刻的人民渠的水也无法保证灌溉，在这种情况下，取用地下水就成为必然，高兴村共有14口沉井，其中，1组2口，2组3口，3组2口，4组1口，5组3口，6组1口，7组2口。人民渠的水进入高兴村，相当复杂，而要管理好沉井，也相当不容易，围绕农田水利的灌溉，高兴村的治理就显得比较复杂。 人民渠于1955年左右修好，当时高兴村的几乎所有田都变成了水田，人们的积极性极高，基本上在两三年之内就把土地完全平整，形成了现在的格局，而在解放前，高兴村2000多亩土地中，只有200多亩的冬水田（在冬天的时候即利用天然降雨泡田，开春时种水稻）。人民渠作为一个大工程，灌区比较大，跨县，因而，水的分配就需要相当科学，这种管理体制，至今还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从技术上来看，人民渠的水必须通过控制流量和时间平衡各个地区的用水，如此，每次地区都有相对比较固定的用水时间。而这种技术上的控制，在需要一整套的组织管理体制来加以保证。高兴村所在的孝德镇，其乡镇干部中有两个比较特殊的工作人员，水利员，并且，其身份还标注的是下派，水利系统是垂直管理的，按照当地人的理解，就是下派的干部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公务员，这显然揭示了水利管理在当地的重要性，或者说特殊性。不过，单单靠水利员并不能有效管理孝德镇的水利。孝德镇干部最忙的时候是五月份双抢季节，在这段时间内，所有的乡村干部都必须加班，五一是不可能放假的，并且，所有乡镇干部都要下村协调用水，而村组干部除非是特殊情况，不能请假，组长请假都必须由镇的党委书记批准，高兴村为数不多的社员大会，其中的一次就是在这个时候召开的。为了能够有效地利用人民渠的水，孝德镇每年都会规定双抢结束的时间（一般是5月28日），而农户也相当紧张，必须在这个时间以前完成任务，否则就得面临无法用水的状况。而具体到村，28支渠的水进入高兴村之前，要经过处于上游的5个村的6道口子，因而，第一个要保证的就是要保证这些水可以保质保量地进村。管水员实际上只能在技术上解决这些问题，比如，每个村的时间和流量的控制，但是，并不能控制处于上游的村把本来属于下游的村的水给截流了。在这种情况下，村干部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其重要的职责就是要好上游几个村的村干部交涉，以保证这些水能够足量地流到高兴村。不过，仅此还不够，村干部还得协调这些支渠的水在各个小组的分配。28支渠的水进入高兴村以后，各个村民小组的用水时间是一样的，即只要控制流量即可。问题在于，这种流量的控制显然也不可能完全到位，因而，像7组这样的处于下游的村民小组就会吃亏。不过，更让村干部觉得麻烦在于渠水在各个农户之间的分配。渠水进入农田的主要的问题在于如何确定农户用水的先后顺序。因为，泡田必须有足够的水来进行，在水量有限的情况下，农户间就必须有先后顺序，而确定先后顺序就显然不仅仅是技术上的问题，还有更多的实际情况需要处理。在这种情况下，每个村民小组都必须配备管水员，主要工作在于调配用水，像5组这样的有150户的大组，有三个管水员。 如人民渠这样的大型水利，其用水要进入农田，并不仅仅是技术上的问题，关键的还在于管理体制问题，而这种管理体制，不仅有专业技术部门（水利部门）的管理，还需要基层组织的管理。而在高兴村所在的地区，这两种管理体制基本上是相配的，这可以从一些细节中看出来。人民渠在孝德镇主要有两个支渠，叫做28支渠和29支渠，而孝德镇的村在人民公社时期也是按照数字来命名的，孝德公社一共有10个大队，高兴村是第一大队，而别的村这分别是第二大队、第三大队，一直到第十大队，至今人们还习惯称这些已经改了村的地方称作大队，如，人们还习惯称高兴村为一大队。这两组数字，是有相当的契合关系的。支渠对应的是乡镇，换言之，28、29支渠，在技术管理上，很容易对应上孝德公社（镇），而接下来的毛渠、斗渠则对应的是村组（大队－生产队），技术管理是按照行政体制设计的。而实际上，行政管理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契合了技术管理。孝德公社时期将各个大队编号管理，怎么说都有点数学思维在里面。管理上的技术化倾向，使得水利管理相对比较有效。 不过，渠水要进入农田，仅仅只是技术化的管理甚至加上技术化倾向的组织管理，都是不够的，或者说是做不到的。因为，一旦进入农田，就会遇到乡土社会的许多数学化思维无法把握的意外出现，而这些意外都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因而，进入乡村两级，水利管理的系统就显得相当有弹性，组织管理压倒了技术管理，并且，这种组织管理并不能是技术化倾向的，需要的是弹性，在这种情况下，乡镇干部下村，村组干部不能请假就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机制。 而实际上，乡村社会中的技术化的管理也往往会被消解。村组的管水员实际上与乡镇的水利员基本上没有多大的业务关系。如果从组织体系上看，把乡镇两个水利员垂直管理了，恰恰表明技术管理本身无法进入乡村组织管理系统内。管水员实际上是社员大会选举或村组干部指定产生的，其遵循的是组织管理的逻辑，而不是技术管理的路线。实际上，技术管理和组织管理是错位的：高兴村的水费（用于上缴人民渠管理机构）是村民小组长收取的，而管水员则不仅仅从技术上管理渠水。 而如果把管水员与沉井联系起来的话，则更能表达出乡村社会中水利所具有的组织管理的意义。高兴村的管水员，并不仅仅需要管理渠水，还需要管理村民小组的机沉井。而机沉井是属于村民小组所有的，可见，组织管理消解了技术管理。 高兴村的水利管理，表现出来的逻辑是基层组织管理的逻辑，而不是技术管理的路线。如果联系历史上的北方的水利社会所展现出来的发达的民间组织的特征，则更可以清楚地看出川西平原上的水利社会实际上具有浓厚的组织管理色彩。 2007-10-1 川西平原的垸子 2005年年底的时候在都江堰地区调查，曾经对作为自然聚落的垸子感兴趣，并写了一点随感，重点描述垸子作为自然聚落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功能。近两年后的今天重新在同样地处川西平原地区的德阳地区调查，对垸子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尤其对垸子形成的历史上有了一个较为深入的了解，可能有助于理解作为自然聚落的垸子的性质。 在2005年的时候，曾经一度认为垸子在构成川西平原农民的日常生活当中，起到了相当大的功能作用，但是，当时在讨论的时候，对垸子到底只是一个自然聚落还是有比较完整的功能，则是存在疑问，不过，从日常生活来看，垸子的确发挥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较大行动单位的作用，至少是部分地在起作用。而在理解垸子的同时，当时还理解了茶馆，认为茶馆在构成一个村庄的共同体方面，使得人们可能超越垸子这个较小的生活单位而村庄社会中扩散。这种理解，在形成对川西平原农村的整体理解上，多少有点理想成分，尤其是在对这两种构成人们日常生活的最基本的方面进一步考察的情况下，这种理想的成分的比重显得更加明显。 把垸子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功能单位来理解，忽略一个根本的问题：即垸子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小的自然聚落，不可能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一个极其理想的小农生活状态下的行动单位。而仔细分析垸子的形成，可以看得很清楚，川西平原上的自然聚落垸子实际上可以等同于单家独户的住房院子。如果把现在的垸子回溯60年，把垸子写成院子要准确得多。只有现在可以称得上是老院子的垸子在60年前才或许有点自然聚落的味道：每个垸子有十几户人家，而每户人家都有一个小院子。但是，实际上，大部分现在可以称得上是垸子自然聚落，在当时都是一个大院子，一般都只住三五户人家（主要是核心家庭），并且，绝大部分都是杂姓居住的。一个只有三五户核心家庭的自然聚落，显然不太可能形成完整的生活单位。问题在于，这种聚居方式，的确成为川西平原农村的主要的特征，并且，长期成为一个基本的生活单位。川西平原的农民凭什么可以不需要较大的合作单位而生存？如此，如果一定要较为完整地把垸子看成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生活单位，就必须打破华北农村研究的传统中所形成的村落共同体以及华南农村研究中的宗族村庄的想象，这两者的共同点都是把中国的传统乡村社会看成是一个高度自给自足的村落社会，不仅在经济中自给自足，还在社会生活中自给自足。川西平原的大院子，解放以前住的大部分是佃农，房产是属于地主的，一般情况下，一个大院子可以住三五户人家，而这三五户人家的流动性极大，大部分都没有血缘关系，这也可以从现在的垸子基本上是杂姓组成的状况看出来。在一个没有血缘关系，且流动性极大的大院子中生活，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共同体关系是不太可能的。并且，最为关键的是，川西平原的土地兼并的程度极高，大部分掌握在不在村地主手中，按照华北农村和华南农村的经验，依靠大量的在村地主而形成的规模相对比较大的居住聚落也不太可能。农户的高度流动性和不在村地主同时导致了作为居住单位的院子无法成为一个具有完整的生产和生活功能的自然聚落垸子，却在同时导致了川西平原农村的独特的社会结构。 如果把关注的视野从垸子进一步扩展到集镇，问题的关键就一目了然。大量的不在村地主居住在集镇当中，导致了川西平原的集镇分布和功能都与全国的很多地方不尽相同。无论对于川西平原上的农民还是对于地主而言，集镇的作用都至关重要。对于地主而言，集镇提供了全方位的安全和消费场所，而对于农民而言，其生产和生活相对于别的地区而言，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集镇。川西平原集镇上茶馆之兴盛及其对人们的生活的重要意义，估计任何地区都无法与之相比，而集镇上的帮工码头之盛行，是解决垸子过小而无法满足人们合作需求的重要手段。对于垸子与集镇的互动，在川西平原农村的社会结构中有了大致的论述，总的看来，川西平原农民的生活，并不如大部分传统中国农村地区的农民一样，仅仅局限村落社会当中，而在相当大程度上游离于集镇于村落之间。 进一步比较有意思的讨论是，川西平原农村的不构成具有较为完整的生产和生活功能的自然聚落的垸子，导致了其乡土社会的逻辑与别的地区有很大区别。因为集镇深深地嵌入了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导致了因为集镇所带来的市场逻辑在更大程度上嵌入了乡村社会，并且，城乡之间的高度互动，导致了川西平原农村的是一个很早就已经被市场所切割的农村，由此所形成的乡村社会性质，可能是独特。进一步理解这种被切割的乡土社会，与那些在村落社会生活基础上形成的传统的乡土社会相比较，估计是一件很有意思的工作。 2007年10月8日初稿，2007年10月23日完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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