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农场返回时特意在阿贵菜地里采摘了新鲜蔬菜。返回后，我和胡伟去查看乡村公路的情况，确定学校的大巴车明天能否开进村里。我们测得乡村公路的水泥路面宽为3.5米，但道路两旁杂草丛生，一些地方实际宽度不到3米。镇上和村里中间有一条河，来村里必须路过一座桥。桥是一座石拱桥，桥的两端立着承载限量不超过4吨的警示牌。为了保证明天大部队的安全，我们特意向桥旁边的住户打听，是否有大车路过这座桥。可是两家住户都只有老人小孩在家，因为语言障碍无法交流，于是只好作罢。谈到语言问题，我们庆幸这个团队里有杨大祝。很多家庭都只有老人和儿童在家，多数都不会普通话，语言交流是一个大问题。我们戏称，这次下乡比出国还难，如果用英语交流我们还略知一二。

一回到阿贵家，阿贵就告诉我们平时有运输矿石的重车过桥，大巴车开进村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中午，隔壁的阿婆仍旧叫三个人去她家吃饭，并要求去的三人中至少有一个人能听懂阿婆说话。因此，杨大祝带着胡伟、张丽敏去阿婆家吃饭，我们几个人在阿贵家做午饭。今天的饭菜比昨天好吃多了，每个人都吃得饱饱的，不知是习惯了农家简朴的生活，还是蔬菜特别新鲜的缘故。

饭后，我们决定把横幅挂出来，横幅是彭健东特意做来欢迎华南师范大学师生到来的。我们拿着横幅征求阿贵的意见，询问把横幅挂在什么地方，阿贵叫我们挂在祠堂大门口。打开横幅一看，我们发现横幅中有一个字印错了，“热烈欢迎华南师范大学师生来鹤塘村体现‘三农’生活”，其中“体现”应为“体验”。阿贵告诉我们镇上有一家制作广告的公司可以修改，于是丁启洪、杨大祝和我一同去镇上修改横幅。好不容易找到了阿贵介绍的广告公司，但老板借口很忙推脱了。无奈我们只好决定：买回红、黄纸自己修改横幅上的错字。

回到住处后，我们八人一齐动手修改错字。两小时后大功告成，这时天也渐渐黑了。因为经过修改的横幅再也不能经历风吹雨打，所以我们决定明天上午才把横幅挂出来，并希望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不要下雨。18：00，阿贵来到我们住处，邀请我们一块去村长家吃晚饭，并告诉我们今天是村长六十八岁的生日。我们根据当地的习俗，特意做了一个红包，装入适当的现金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村长。

实际上，今晚过生日的村长是名义上的村长，很多村民都把阿贵看成真正的村长，因为他们说阿贵才是由村民选出来的村长。阿贵也告诉我们，他虽然只是鹤塘村里的会计，但村长事事都得听他的，平时尊称村长只是让村长老人高兴而已。阿贵又听彭健东安排，彭健东才是村里实际权力的掌握者。彭健东觉得以前的村干部年龄偏大，思想守旧，遂更换了一些村干部，让村里的年轻人来掌权。乡村治理和权力分配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彭健东、阿贵、“缘首”、村长以及一些“潜伏者”，他们之间的争斗冲突，竞争合作等一系列活动，都涉及到在乡村治理中干部和村民权力、责任和利益分配的问题。

18：30，我们跟随阿贵来到村长家。村长门前的空地上摆了三四张桌子，一些客人正在喝酒吃饭。见到我们到来，村长十分高兴，热情地邀请我们就座。不一会儿，几大盘菜端上桌来，村长招呼我们喝酒吃饭。桌上的菜肴非常丰富，有鸡、鸭、鹅肉等，与平时村民的简朴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村长的生日宴会比较隆重，几个在外打工的儿女都回到老家给父亲祝寿。我们一边喝酒吃饭一边聊天，主、客人的兴致都很高，欢快的气氛笼罩在酒桌上。虽然仍然有语言上的障碍，但在这个时候、这种场合，语言交流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肢体语言的交流和沟通。交流障碍也随之烟消云散，欢快早已代替了拘谨。

晚上八九点，客人们陆陆续续离去。21：00，我们也与村长一家告别。彭健林已经喝醉了，但他坚持要回农场，只好由我骑车送他回去。我把彭健林送到农场后，彭健林高兴地对我说，今天晚上过得真开心，好久没有这样高兴了。彭健林平常一个人住在农场，少不了孤独寂寞，今晚人多高兴，多喝几杯也是人之常情。

我骑车返回时，杨大祝早已躺在床上睡着了。胡伟也躺在客厅的凉椅上，几个女生正在帮他擦脸。阿贵坐在厨房门口的地上，满脸通红。看到一幅醉酒众生相，几个清醒的人哭笑不得。

23：30，胡伟在凉椅上呼呼大睡。给他垫好褥子，盖好被子，确认他平安无事后，我们也上楼睡觉了。由于被褥不够用，今晚我只好和丁启洪、朱志锋二人一起挤着睡觉。

11月28日                  星期日                 阴

洗漱完毕后，我们就去挂横幅。我们昨天征求过阿贵的意见，决定把横幅挂在祠堂门前。开初，我还担心村民迷信不允许在祠堂的墙上钉钉子，拉横幅，因为祠堂是族人祭祀祖先或先贤的场所，本是神圣庄严的地方。但看见祠堂的看守人主动拿来钉子、梯子等积极协助我们，我方才打消了疑虑，可见当地客家人不忌讳这些。横幅有十几米长，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横幅固定在祠堂大门的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