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真”
——读《寻乌调查》有感
20100700105 10经济 苫琪
(一)
1930年前后,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四军进军赣南闽西,开创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此后,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力量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党内的“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也开始抬头。这在农村方面表现为主张针对反动派实行“烧杀政策”,并采取“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做法。而在城市,则主张对中、小商人和工商业兼地主的工商业部分实行没收的政策。这些“左”倾思想和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人们的恐慌并在部分地区造成了混乱的局面。在此背景之下,毛泽东在对寻乌做了深入调查之后,写下了《寻乌调查》。
对于为什么要进行寻乌调查,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做出了解释:“关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的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对于商业的内幕始终是门外汉的人,要决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是非错不可的。非常明显,争取贫民一件事,一般同志不感觉它的重要,高级指导机关感觉它的重要了,却始终不能给同志们以行动上的具体策略,尤其是不能把具体的工作方法指示出来。”概括的来说,就是由于党内同志对城市尤其是商业内幕的不了解,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出现偏误,在实践过程中缺乏具体有效的工作方法,从而导致了混乱的局面,因此想通过《寻乌调查》使大家对现实有深入、客观、全面的了解,并为政策和方针的制定与执行指明方向。
由此可见,毛泽东撰写《寻乌调查》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我认为,对于一个调查来说,明确的目标是极为重要的。因为现实中的“真”太多,而明确的主观意图能够对“真”进行更有效的收集和展示,使真像全而不乱,精而有序,为人所知,为人所用。
那么,又为什么选择寻乌作为调查的地点呢?那是因为寻乌“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而“我们研究城市问题也是和研究农村问题一样,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个别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这里体现的是以点及面,以微见著,由个别到一般的研究理念和方法。
(二)
初读《寻乌调查》,让人最为印象深刻的,是它的“细”和“全”。
它可以细到将一个小小杂货店所卖的一百三十一种洋货一一列举,甚至注明某种洋货的用途(比如:圆火带、扁火带均点灯用),说明其来源地(如:“洋袜子、围巾等织造物大部分是从兴宁来的”“明瓦、对联二种完全从赣州来”)。
它可以细到将某项生意的过程准确记录。比如在“寻乌的出口货”描写“木”的一小节中就详细记录了“倒木”的过程。诸如什么月份“倒”、怎么“倒”,木头如何处置,利益如何分配等,均有记录。
它的细当然还体现在庞大而准确的数据中。大至寻乌出口货价值的总计,小至柿花的零售价,还有林林种种随处可见的注释,包括名词的解释,所记录人士的住地,商品的别称等等,可谓心细如尘,让人叹为观止。
《寻乌调查》全文分五章,涵盖了寻乌的政治区划、交通运输、商业状况、旧有的土地关系和土地斗争等五个方面。又分别从这五个方面各自延展开来,形成树状结构,每一枝节都有严谨的内在逻辑,而且划分也有严格的标准,且每一章节都各具特色。如 “寻乌的交通”一章平铺直叙,语句简明扼要、数据详实、思路清晰,令人读罢仿佛便能依文绘图。而在“寻乌的商业”一章中,则多采用先总后分的方法,先从总体的一般情况进行概括,再选取个别例子加以完善。如记录“杂货”时,先记录了杂货店的一般情况,后又列举了几家杂货店“好更具体地了解他们的情况”,使得树有干,干有枝,枝又生叶,最终成为“全”。
《寻乌调查》的“全”还体现在其纵横交合,既有横向切片,又有纵向比较。横向记录明显,在此不赘述。而其纵向比较表现在调查时收录了寻乌前清及民国时期的相关数据和情况,如在“寻乌的商业”一章的“打铁”中写道“民国以前没有洋铁来或来得少,工价又便宜,寻乌的铸铁生意比现在大”“前清时虽只有两间炉厂,却共能生产四万余元”,由点及面,既注重当下,又不至于使其因与历史割裂而显得“孤立无援”,以此观各行业的荣枯得失、看寻乌的盛衰兴替,从这些表象中寻及“资本主义对传统手工业的冲击”这一线索,并进一步挖掘其背后的“真”。
因而初读《寻乌调查》,不禁使人想起《清明上河图》以及《核舟记》所描述的核舟,
既有远山飞鸟、泼墨山水的恢弘,又有亭台楼阁、车水马龙的细腻,可谓包罗万象,却又井然有序,看似信手拈来,实则各居其位,妥帖恰当而不突兀。
(三)
再读《寻乌调查》,感慨于它的客观。
《寻乌调查》绝大部分着墨于记录,少有评论。面对娼妓间“红军见草不留,扫把都要过斩”的传说,毛泽东只是记录,而并没有做过多的指责和辩驳。面对乡政府个别负责人在分田时“独得好田”而把坏田补给群众的做法他也只是记录,并不加以评论。他有这样的胆识,敢于记录阳光,也敢于描绘阴影。因为他追求的不是纯粹的赞美,而是光影并存的“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