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又该如何选取调查地点呢？《寻乌调查》给我们带来两点启示：其一，多选择富有典型性的地点，即最能集中体现所有共性特征的个案，“寻乌城是这样一个手工业商品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战表演了剧烈的荣枯得失的地方”“还有，寻乌城至今还是一个不定期的店铺交易和定期的圩场交易并行著的地方”；其二，在研究总体清晰的情况下，可进一步选择富有代表性的地点，代表性是典型性的特例（普遍性），“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

    四、调查方法：开调查会

    相较于一对一的访谈，调查会对于提高数据准确性与调查效率是很有益处的。一方面，调查会在多人面对面的场合进行，可以通过讨论听到各种意见，全面了解情况，对信息共同进行商量、校验；另一方面，通过列出调研提纲，在调研会上提出中心问题，与会人员进行互相辩论，这比随便问一下是好得多的。

    那么，又是如何选择调查对象的呢？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选择的调查对象是非常广泛而具有层次性的，主要包括11人。从职业上说，有县、区、乡的干部，有贫农、中农、工人，有做过县署钱粮兼征柜办事员的，有农村秀才，有小学教师，还有当过兵、做过小生意的；从年龄上说，有老年、中年、青年，最大的是62岁，最年轻的是23岁。在这些人当中，尤其是郭友梅（59岁，杂货店主，曾任商会会长）和范大明（51岁，贫农，县苏维埃职员）两位老先生，为毛泽东的调查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五、调查内容：全面而有效

翻开《寻乌调查》，让人觉得是在读一本地方志，五个章节中共涉及三十九个方面的小问题，其调查研究关注问题之细致与全面，毋庸置疑。

举例来谈，为了弄清寻乌城的商业发展状况，毛泽东非常巧妙地“从各种货物去剖解这个城的生活情况和组织内容”，总共分成20余项，如：盐、杂货、油、豆、屠坊、酒、水货、药材、黄烟、裁缝、伞、木器、豆腐、理发、打铁、爆竹、打首饰、打洋铁、修钟表、娼妓等。而针对当中每种货物的情况，又进行了非常彻底的研究。比如，为了研究杂货店的生意，毛泽东细心分析了17家杂货店（其中涵盖了店主情况、主要生意、本钱、利润等），搞清了杂货店经营的全部内容（其中包括了货物来源、种类、销量等），列举了牙粉、牙刷、胶底鞋、皮鞋、钢笔、铅笔等131种“洋货”的名称（弄清了其中肥皂、毛巾、电筒、洋火、信纸等23种最畅销的商品），最后还调查了店员制度。

然而，一个县城很大，涉及的内容很多，要了解一个县城，调查内容的选择尤为重要。毛泽东在寻乌调查的内容主要有两个：一是货物，二是人口。如前所述，毛泽东在这次调查中是决心要把城市问题了解清楚的，因此，到了寻乌，他从货物了解城市的生活，从人口了解城市的结构。

恰似毛泽东所指出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就有同志要发问：‘十样事物，我调查了九样，只有一样没有调查，有没有发言权？’我以为如果你调查的九样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把主要的东西都丢掉了，那末，仍旧没有发言权。”因此，在开展调查工作时，既要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对问题进行全面的研究，又要把握好主要矛盾，抓住问题的关键与实质。

    诚然，对于《寻乌调查》所涉及的数据，学界与民间对其真实性与可靠性尚存在着疑问的声音，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寻乌调查》内容之丰富、思想之深刻，杜绝浮光掠影、谢绝走马观花，是调查研究中的一座“富矿”。毛泽东在其中给我们展示的调研思维方法，对我们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