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问题在于解释结果时忽略现象背后的现实。当我们看到一个显著的结果时，我们会备受鼓舞，我们总会不遗余力地想怎么把这个结果解释得通。在做实证的结果主要看的就是主要解释变量后面跟着几个星号，但这只能说明主要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而解释变量是如何对被解释变量发生作用的，其内在的机制通常是需要研究者自己解释的。而我们在解释这个结果时经常是按照某些理论或者以往的研究来解释，这种解释有时是不符合现实的。就如陆铭老师提到的“在解释你的研究结果之前，必须把他里面的背景都了解清楚”。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研究城市规模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利用中国的数据很容易会得到城市规模与经济效率呈倒U型的结果。而在解释这个结果时，我们首先就会想到规模报酬递减的规律，认为中国城市规模过大导致经济效率并没有发挥出来。按照规模报酬递减的逻辑这个现象很容易解释，我们或许到这里就会停止探究的脚步了。然而事实并不一定是这样，也有可能是由于中国这些规模大的城市公共品提供不足导致经济效率没有充分发挥。只需要简单对照日本东京以及中国特大城市（如北上广）的地铁路线就能清晰地看出城市公共品提供的差异。当我们对研究问题的背景不熟悉时，我们就容易忽略这些简单的事实，对现象背后的机制做出错误的解释。而《寻乌调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这个问题。毛泽东在撰写《寻乌调查》时，对现象背后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力求让读者了解现象背后的完整背景。如：毛泽东在寻乌县观察到了“寻乌公田多、公会祠堂多”的现象，接下来他并没有臆想着对其做出解释，而是详细调查了解公堂经济背后的利益链条，探究公田的“租”是怎么收的，“肉”是怎么分的。这才能发现“租收了，每年开支一小部分在祖宗的祭祀上，大部分落在管头的荷包里”，“轮流收租名则是轮流替祖宗收租，实则是轮流替自己收租”。毛泽东在写《寻乌调查》时除了关注现状是什么之外，他还关注这个现状是怎么来的。那么当我们获得《寻乌调查》这手资料时，就能对两个事物之间的关系时怎么产生的有了清晰的了解，而不是停留在自己主观臆想的状态。这也是《寻乌调查》自身客观详细的特性能做到的。

上述的三点是我自己在做实证研究的时候的意识到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都在《寻乌调查》中可以找到，就是简单的六个字“客观、准确、完整”。《寻乌调查》给我带来了研究方法论上的启示，只有将紧密结合“客观、准确、完整”的实证研究，才能称得上是一个为人所信服的研究。

当然毛泽东写的《寻乌调查》在其他方面也有他的亮点，比如他写作的笔法可见毛泽东自身的文学功力。毛泽东写的句子没有一个多余的形容词，语言十分凝练，在只言片语间就表达了丰富的信息。这样的例子很多，而这也不是我关注的重点，这里也不一一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