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的悲欣交响

胡 靖

2004年2月至6月，学院安排我为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3个班共246名本科大学生讲授选修课程《社会调查教程》。考虑到这门课程的特殊性，我进行了教学改革。教材以同学们自学为主，而我主要介绍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考察报告、寻乌调查、兴国调查的调查过程、方法、意义。同时推荐、介绍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等著名文献，以及目前非常流行的《中国农民调查》、《黄河边的中国》、《新乡土中国》、《岳村政治》等。另外着手安排了针对广州外来民工的调查。方式是将246个同学分为81个小组，平均每个小组3人。要求每个小组必须选定一个民工作为调查对象，完成一篇5000字以上的调查报告。期终成绩以报告定。调查报告的撰写规范，基本参照毛泽东《湖南农民考察报告》的专题式方式，当然也鼓励同学们各显神通。因此，我要求所有同学对毛泽东的这篇著名的文献一定要反复阅读、体会。在调查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收集民工真实的事件、故事、数据，以此作为调查报告的主体。以事实、事例、个案说话，分析、评论都点到为止，力戒冗、长。同时，我向学院提出了调研经费申请。院长李永杰教授（现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非常支持，很快予以了批复。经费到位以后，我将经费全部作为民工的务工补贴，要求每个小组一定要将这一补贴（60元）发送到民工手中，方式自选。这种考虑是因为调研确实要占用民工较长的时间。由于对这些学生的能力不了解，加之存在一定的误解，比如独生子女、娇生惯养、追逐时尚等，我对这81篇报告并不敢抱太大的希望。所以，每次上课，我都特别强调这次教学改革的重要意义在于：通过实践来学习、掌握调查的方法，了解中国社会劳动者的最底层——民工，另外每个小组制作1个民工的社会切片以供研究——这个要求可能比较奢望。如果这三个目的能够达到一个，这次教学改革就可以及格了。社会切片的思想除了来自对毛泽东、费孝通的各种文献、调查报告的认识以外，阿马蒂亚.森、斯密、马克思等著名经济学家的文献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的体会是这些大师们为后人留下的不仅是著名的论断，更可贵的是留下了当时的历史切片和正确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比如斯密在《国富论》中对英国扣针厂分工过程的详细的描述就是非常成功的关于分工的切片。正是它支撑了著名的分工理论；马克思《资本论》中剩余价值理论同样以大量的切片作为分析的基础。如对英国面包作坊里工人的劳动时间、强度过程的细致描述；当代杰出的印度裔经济学家森的著名的饥荒理论同样来自于对孟加拉大饥荒、埃塞俄比亚饥荒的细致的观察和调研。在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正是这些学术大师们在方法上的共同之处。这种方法看似简单、呆笨，但却是最正确的方法，高明之极。因此，在中国目前的城镇化进程中，也应当继承这些大师们的研究方法，建立足够多的社会切片来记录这一伟大的历史过程。这些社会切片不仅同样具有历史切片的价值，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解决问题——为正确的城镇化政策提供真实、可靠的依据。因此，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遗憾的是，目前的主流学风、政风并不重视调查。而代之的是新的范式：深奥的假设、概念、范畴、数学模型、似是而非的结论，和没有针对性、缺乏操作性的各种空洞、无效的政策、措施、规划。毛泽东有一句名言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但是非常遗憾被今天的主流学术界背弃了。话语权的学问取代调查研究，成为发言权的学问。这究竟是中国学术研究方法的进步，还是倒退？我在阅读了毛泽东在上个世纪30年代所作的《寻乌调查》以后，渐有豁然洞开之感。一代政治家、军事家毛泽东居然能够在戎马倥偬之余做如此细致、详实的农村社会调查，不能不令人叹服！难怪江西百姓要十送红军。没有调查，社会科学的很多领域的研究是必然苍白的、无用的文字游戏。李白称之为白发死章句；没有调查研究，冠冕堂皇的政策、措施最终是徒劳的废纸，甚至是扰民、害民的追杀令。因此，政府现致力解决三农问题，首先不应当急于下结论、出对策，而是应该纠正在研究方法、工作方法上的错误，拨乱反正，重开调查之风气。 2个月以后，由蒙素琴、林丽琼、陈泽雄组完成的以贵州籍清洁女工为调查对象的调查报告的初稿在晚上11点左右发送到我的电子邮箱。这是这3个班的第一个切片。一口气读完之后，我当时的感觉可以用几个没想到来表达：没想到三个同学是如此正义、有同情心，能够很快获得一个陌生民工的信任和友谊；没想到他们如此认真、勤勉，不仅提前完成了调查任务，而且近两万字的初稿几乎没有错别字；没想这一切片如此翔实、真实，达到了公开发表的水平。而我却在之前一直担心会不会按时收到一大堆在第一手资料、文章结构、遣词造句等方面都存在大量问题的社会调查作业。以后，不断有新的切片传来。每次阅读完毕，都让我感受到了真实、真相的阵阵震撼。我不能不对这些同学刮目相看。特别是有的调研小组选择流浪者、拾荒者作为调研对象，并长时间面对面地促膝长谈。同学们的诚朴、正义、责任、勤勉之心灵跃然纸上，有什么理由不认为他们非常优秀呢！ 6月初，3个班81篇报告的初稿准时拷进了我的电脑硬盘，加上以前1个班的两篇报告，字数略120万字。在逐字逐句看了两周以后，我坚定了编辑一本有关民工的切片集的信心。将这些真实的切片推向社会，一定有助于社会重新认识民工这一庞大而又沉默的群体，逐步消解二元格局，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但由于篇幅、结构等原因，本书只能忍痛割爱，筛选了其中的23切片。感谢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为此书的出版提供了资金支持。这些切片反映了在10余个领域，民工在广州的生存、工作状况。其中的真相、事实将会震动并告诉读者：今天的历史之累与痛，就是民工的累与痛。在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城镇化的主体实际上就是民工以及他们的家庭。但是，由于二元制度的根深蒂固，城镇主导的社会却又一直非常冷淡这个主角。以至这个数以千万计的、低文化程度的群体没有自己的组织、没有自己的声音。因此，民工在城镇化进程中的悲剧角色常常就是必然的了。他们在矿井倒塌时亲人的呼天抢地和媒体的喧嚣，他们因为工伤在医院的病床上疑惑、无援、哀伤的眼神，他们被拖欠工资时在塔吊上近乎神经质的沉默抗争，都是民工的标志性动作。都是21世纪中国的城镇化洪流冲刷在农民个体身上的道道伤痕。历史之沉重在一个巨浪过去以后，又重新压在亿万农民身上。来自河南农村的杨秀才是西北电子科技大学的大专生。他的父母负债累累供他读书，但无情的现实却是书中没有黄金屋。屡战屡败、盘缠用尽、饥饿、迷茫、自卑、歧视、警觉，让他身心疲惫、几乎难以支持下去。最后与我们的三位同学不辞而别，原因不明。但在三个同学按照调研要求，将误餐补贴60元给他的时候，他却说什么也不收。此人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但人格之尊严却如无暇之玉璧。但为什么其他没有上个大学学的民工却能找到谋生的工作呢？来自广西的农家女小梅，聪敏、勤劳、坚韧，憧憬幸福未来，目前获得了一份不错的模特工作。但一次轻率的婚姻使她几陷绝境。钱被用光、疾病缠身、亲人期望、感情破灭，城镇化之重使她濒于绝望。她的故事可以让我们思考中国目前的城镇化与人性的关系；东北的祥先生在2003年10月南下广州以后，一直没有找到工作，最后盘缠用尽，无颜回乡，不得不加入了流浪汉队伍。他整日睡在天桥下面，以翻垃圾为生。流浪职业可能是民工工种之最差。但此人居然喜欢读报，一双眼睛冷静地观察着人间的是是非非、国家的风风雨雨。他的故事会提醒我们什么呢？共和国原来也属于如此卑微的流浪汉。打工奶奶是因为无法在家乡继续生活下去而不得不背井离乡的。年纪太大、技能缺乏使得他们在广州的生活异常艰辛。她会告诉我们失败的婚姻也可能是城镇化的一种另类动力。在获得稳定的工作以后，民工的悲壮阴影会被希望的曙光掩盖。尽管工作非常繁重、辛苦、常被歧视，报酬也很难超过月薪1000元。但对比在家乡的脆弱、卑微的农业收入，足以让他们看到希望。这说明获得部分迁徙自由的民工事实上也分享了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蛋糕做大的成果。这是民工最庆幸的地方。天道无私，惟德是辅。因此，勤劳、本分的民工们总是能年复一年怀揣着一丝希望，沿着城镇化的方向跋涉前行。义无返顾，甚至破釜沉舟。悲伤与欣慰交集，失望与希冀并存。50多岁的打工爷对目前的700多元工资的保安工作非常满足，他的希望是在若干年退休以后可以回到河南老家与亲人一起过无忧的乡村生活，对此他深信不疑。所以在贫富悬殊的广州，他能心安理得地享受目前得到的一切；清洁女工在每天终于做完18层楼的楼梯的清洁以后，腰酸背痛、筋疲力尽，但在狭窄、闷热的属于自己的地下室里可以独享女儿的远方来信，憧憬她读大学的幸福未来。一切希望就是来自这份艰苦的工作；而另外一个民工刘先生为我们展现了农民草莽英雄的一面。7年前他与朋友自江西来广州做塑钢门窗生意，艰难困苦，终于有成，期间他盖房、结婚、生子、赚了不下50万元，一切都顺风顺水。但在行业利润下降时，他审时度势、果决携妻带子回乡再创业。此君不贪广州之繁华，进退自如，能屈能伸，视二元壁垒如无物。早生70年，或拜上将军？在城镇的各种高墙、壁垒下面，民工卷缩、忍耐、等中学、干中学、累中学、苦中学、痛中学，滴水穿石，生命之精诚堪比精卫！我在阅读切片时，常惊叹民工坚韧的生命之力、生命之美。这难道不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生生不熄的生命力量的浩荡展示吗？它究竟是来自何处？是农村的万里田畴、峻岭崇山、浩荡江海，还是遥远的春秋战国、秦汉晋唐……？难怪毛泽东也对此折腰，他有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真正动力。历史，不应当仅仅是GDP的增长，还应当包括公平、正义、平等、自由等文明原则的传播与施行。但是在经济的迅速增长的过程中，文明的要义被决策者和精英阶层普遍忽视了。各级政府长期没有制定民工城镇化的具体计划，更没有相应的财政预算。城市GDP增长带来的高楼大厦、五光十色，反衬着民工的无援、无奈、失望和呐喊。我们的文明，年均增长多少个百分点？选择GDP的增长并没有错，发展的确是硬道理。但是如果因此遗忘了更珍贵的文明要义，无视、忽视了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和民工的福祉，这就一定是一个历史的错误。请重视2004年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在上海召开的世界扶贫大会上对中国的警告：中国在10至15年时间内面临的最大挑战基本上是社会正义。沃尔芬森的远见卓识值得获得各个城市的政府，尤其是大城市的政府深刻反思。最后，感谢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为此书的出版提供了资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