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培伟 候璧君 冯希：＂拾荒＂姨故事 |
| 作者/来源:秋田 点击次数: 6709 |
| ＂拾荒＂姨故事 一、导言 当前,我国的农民问题十分严峻。江泽民同志曾多次在党内会议上表示,一想到农民问题他就“常常睡不着觉”；在本届政府中,温家宝总理将农民问题列为政府要解决的仅次于“非典”的第二大问题。由此可见,农民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本次调查，我们小组对两个来穗捡破烂的河南籍妇女进行采访。其人生遭遇，令人呼嘘不已。调查时间为2004年4月3日到5月30日，调查地点为黄埔经济开发区。 二、黄埔偶遇，谈笑话桑麻 开学伊始，胡靖老师即布置我们调查民工问题，我们小组三人合计数天，确定以黄埔开发区为采访地点。开始时，我们把采访对象确定为开发区工厂里的民工。言则必行，4月8日清晨，我们带齐装备，经过一小时的车程到达黄埔开发区。在对黄埔开发区十分熟悉的君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高露洁集团厂区大门口。我们想进内采访，保安却以安全理由把我们阻拦在外。无奈中，我们于是守在门口等工人们下班。 期间中场换班休息，工人们穿着蓝色工作服三三两两走出厂门，在对面的草坪上休息聊天。我们都十分兴奋，于是急忙走上前去，“逮”住其中两男一女攀谈起来。起初，由于我们缺乏经验，他们对于我们突如其来的采访惊讶不已。于是在我们之间有了片刻的尴尬沉默。 我们按我们事先约定的步骤一直采访到中午。在一棵大树旁简单地吃过午饭后，我们稍做休息，整理一下我们早上的成果，也总结一下早上因采访技巧不高而受到的教训。在我们旁边，有两位妇女正好坐在地上吃饭，旁边各自放着一个很大的编织袋，可见他们两人都是靠捡破烂为生的外来民工。在他们面前有两个白色的一次性饭盒，每个饭盒里面都有一些饭，有几条青菜，两三块叉烧，还有其他一些小的肉末。显然他们已经吃得差不多了，因为饭和菜都剩得不多了。当时我们想，起码中午他们能吃饱肚子，这还算不错。望着眼前这两名妇女，我们都觉得他们是民工中的一类典型。在表明了我们的诚意之后，他们答应成为我们的采访对象。 1.家庭基本情况 在交谈中，我们得知二人来自河南驻马店上蔡县黄阜镇，分别名为黄莺与高向华。黄莺为六口之家，公婆尚在堂，夫卧病在床，有一儿一女均在上学。1999年开始随同村里人到黄埔经济开发区拾荒捡破烂至今。 高向华生于1950年，1975年嫁到邻村，现有一女在读高中（一儿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公婆已去世，有祖屋一间。1998年出来至今，到过深圳、珠海、汕头，还去过高州，整个珠三角差不多都走遍了，其间做过小生意，打过杂，捡过破烂，还讨过饭。 2.生活几多波折 黄莺是个很普通的劳动妇女，1982经人介绍与同村一男青年相识，“我跟他不熟，但我知道有这人。”黄有点不好意思的笑着说，“是他爹托人到我家说的，我觉得他还可以就没意见了”，“他家那时也很穷呐，不过他人老实，肯干”。“一般忙时，他都会到我们这边来帮忙。有时晚上吃完饭就到我们家坐坐”。一年后两人就结婚了，婚后感情甚好。“是他爹提着彩礼到我们家的，我爹他们没什么意见就同意了。” 现在黄农忙时回家侍弄田地，农闲时节就出外捡破烂，家里的一切杂事留给了公婆去做。公婆身子骨还很硬朗，平时浇菜,要背百来斤的担子，还不成问题。婆媳关系还不错，这一点我们从高向华的谈笑中得到了证实。黄莺的公婆一辈子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跟土地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用他们的话说，是一群在土地刨食的人。黄的丈夫身体残疾有病，干不了重活，在家料理一点农活。两个孩子都在读书，大女儿已经上高中了，小儿子还在读初中。 为了给丈夫治病和孩子读书，黄莺没日没夜的干活，但还是债台高筑。家里能卖的都卖了，除了那几副碗筷和几件赖以谋生的农具没卖，几乎就家徒四壁了。她家一般很少买菜的，平时除了周末女儿从学校回来，割点猪肉，平时极少上市场。儿子已经是学校的老债户了。女儿还好，有镇里的税务所的支助，学费可以免交到高中毕业，不然早就南下打工了。女儿学习成绩好，儿子就较差了，而且还天天说要去打工赚钱不读了，家里就这么一个男孩，黄莺很希望他能好好读下去，所以平时艰辛，她总是默默的挨着。在她心里藏着一个曾经的痛，她恨她父亲，恨他不给她读书，而让她唯一的一个傻弟弟读了十几年，结果还是初中没毕业。“他（指父亲）说女娃家读书有什么用？嫁个好人家就是了。你看你们（指我们）多好。我那时哭着求他都没用，他说没钱。”所以她想让她的孩子认真读书，还要读好书，跳出这祖辈面对的黄土地。 黄莺想出来打工，但自己年纪又大了，没文化又没技能，都不知道干什么好。面对着家中的境况，黄莺很是发愁。后来听同村的几个人说，在南方捡破烂很赚钱。于是就与同村的妇女乘搭南下的火车来到了广州。黄莺来广州没敢跟子女说来干什么的，只说来打工。不敢跟他们说是来捡破烂的。她怕他们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每年她们十月中旬种完冬小麦就南下，到春节就回去，如果搭不上火车就一直呆到五月中旬或六月初才会回去收小麦，收完小麦就种玉米，种完玉米又南下，到九月底才回去。 高向华与黄莺同村。高向华本来也是一个幸福的四口之家，但是儿子打工的失踪给这个家庭带来永久的伤害。她还有一个女儿在上高三，跟黄莺的女儿同一个学校，而且成绩还挺好。高向华现在所有的希望都放在女儿的身上了，很希望她能考上大学，出来能找个好工作，不用像她那样糊糊涂涂过日子。她很关心我们的日常各种费用，问了好几遍。我们也详细给她算了一下。不问还有说有笑的，问了以后她脸上的皱纹就越深了。我们还宽慰她说，读北方的大学可能还可以省一点，消费没这么高。还说现在读大学可以先贷款，出来再还。不过她说她不想贷款，说欠债的滋味不好受。他的丈夫长年转战各个大中城市帮人打零工，只有农忙时才回家。她家有7分自留地，主要种玉米和小麦，6亩多责任田，但在她出门在外捡垃圾的日子里，这6亩地就给别人种，别人替她交地税。 3.如果还有来生，我不做农民 “种田攒不到钱”，“捡破烂比种田划算”像这样的话在我们的采访中出现了很多次。据她们说，她们那里农产品卖不了几个钱，扣了化肥和农药，剩下没几个子。养猪如果不喂饲料又会长得很慢，一头猪要养大半年。如果购买饲料，“一头猪扣了饲料钱，还不够再买两头猪仔。人工和猪菜还没算下去呢！”在河南由于气候的原因，一年只能种一季，夏玉米和冬小麦，夏天种了玉米还可以种点菜或其他的，但整个冬天到初春天寒地冻什么也干不了，只能数着日子过。黄莺说：“河南是平原，一亩地好的能打个四五百斤麦子，粮食是够吃了，但没钱花。就说村里盖房子、修路、挖河、建学校都得交钱，没钱就到你们家拿东西，没东西就把人弄走。谁还愿意留在村里种地呢？赖地浇不上水，一亩地只能打两百斤粮食，好地才有水浇，可以打500多斤，但是还要交200多斤公粮。收成不好的时候，就外出要饭。种庄稼这活是累死也捞不着钱，你们城里人肯定想不到。下辈子肯定不做农民！” 村里的规定是每户每人可分责任田1亩7分，每户每人每年交纳380斤的粮食。虽然说家里人多的话，分到的责任田面积也多，像黄莺家就有8、9亩地。但他们两家的劳动力都不多，所以每年责任田的产出是很有限的，因此公粮对他们来说负担也是挺大的。黄莺很清楚的记得有一年丰收，她家的田地收成了5000多斤的小麦，但光是交公粮就交了2000多斤，“几千斤（公粮）呀，够我们一家全年吃的粮食了。”更何况，除了公粮以外，她们还要交这费那费的，村干部还要从中提成。但是，生活水平在绝大多数村民之上的村干部一直以来为村民做的最大一件事却只是为村民们打了一口井。 在他们村, 人均土地有两亩左右, 但是土质低劣, 加之气候干旱多灾, 致使务农收入十分低下。“都是黄土地，风一起就满天飞，哪有这里的土地好。”高向华抚摸着身边的泥土说。她们那里耕地是黄土地, 因受干热气候的影响，土壤养份及水分的含量均很低，土壤有机质含量少，属低产土壤地。她们所在的村镇地处县内降水量最少的北部半干旱区，而且冬春初夏相对少雨，降水量多在7-9月(占全年降水的55%)。造成了农、林、牧业需水与供水之间的盈缺矛盾。同时，由于植被差，自然降水的利用率又很低，常有干旱发生。干旱以春旱频率最大，平均两年一遇。个别年份甚至出现春夏连旱，伏秋连旱，一年四季大旱。“往家里打电话，那头又说没水，今年的麦子可能又收不起了。”黄莺忧虑的说。河流引水工程虽解决了该村的人畜饮水问题，但无力灌溉农田。村中既无河流通过，又无湖泊。因此，一遇天旱，粮食便大幅度减产，农民要买粮或靠政府救济粮维持生存。贫瘠的土地加上干旱多灾，使村里的农民不仅在受灾年份地里的粮食收获无保障，而且在正常年景下的粮食产量也不高, 一般小麦亩产仅300斤左右。每亩大概收入是200元。但若除去每亩大概20元的化肥、农药投入，1.5元的土地承包费，0.40元的农林特产税，每亩大概实得收入178.1元。这还不算各种种籽、人力、畜力、水费及各种按人分摊的费用。这就是说，小黄庄的农民在正常年景下，一亩小麦一季得到的收入百来块钱。恶劣的自然环境，使村民的生存受到了威胁。在人与自然的长期抗争中，村民们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求生存的行为模式，即：天旱遭灾时，政府救济＋外出打工＝吃饭；天不旱不遭灾时，干农活＋外出打工＝吃饭＋零用。村民的外出正是与“混一口饭吃”与“挣点零花钱”这种低限度的生存需求为源动力的。大家都认为“种地不来钱，划不着”。总的来说，种植业入不敷出，农业生产投入大，比较效益低，在不算农业投入及人情往来、教育投入的情况下，农民一年的农业收入仅够最低限度地维持其日常生活支出。 正是由于这种所谓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低下”, 农民们尤其是青年农民才不愿意种田而更愿意要么实现向非农产业的就地转移, 到附近城镇做小生意，要么外出打工经商甚至拾荒捡破烂。在她们村，曾经有过某村民小组“罢种”事件。这个村民小组里的农户认为种田不划算, 要求村委会收回他们的承包地。结果是村委会让步, 以后干脆将土地分为责任田与口粮田, 并将前者集中起来承包给个别农户。在村中“撂荒”现象十分普遍，大家对再耕种别人放弃的承包土地不感兴趣。高向华说：“有很多人私下表示他们愿意把所承包的土地退还给村委会。”虽然土地短缺已经非常明显的情况下，但大家却不愿意耕种更多的土地，因为耕种每一亩土地所要求的投入以及地方收取的各种费用使他们感到“实在不划算”。像高和黄都把责任田给了别人耕种了，只留下口粮田。只要别人替他们交一切应缴的税费就行了。像这样的村庄，除了几个人留在本村种田之外，其他人都出来找其他出路了。 三、一次访谈，感慨闯羊城 1.迷茫广州 她们是坐火车下来广州的，为了省钱，她们都是买站票。从郑州到广州的火车要走18个小时，但她们坐的是慢车，往往要20多个小时才能到。车上的人很多，她们都挤在厕所旁边。为了大家都能休息，她们只能与同伴轮流坐在自带的行李上面，基本上站的时间会比坐的时间要多。因此火车到站后，她们通常会累得腰酸腿痛。她们舍不得坐车费为6块钱的空调公交车，而是去附近的车站坐车费为4块钱的小面包车到开发区。 捡垃圾的规矩：在开发区，捡垃圾也是要分地盘的。桥对岸的是麻涌人的地盘，而桥这边青年路附近则是潮汕人的地盘。她们来自河南的则习惯了打游击，因为“如果进错了人家的地盘被人家发现会引起冲突的”。黄莺告诉我们，有一次她们的一个同伴因为在“别人的地盘”待的时间太长，引起别人不满，被几个人围着，抢了她辛苦捡来的垃圾倒掉不说，还警告她们不能再踏足她们的地盘，要不就会“见一次打一次”。自从那次被警告之后她们都感到很害怕。但垃圾还是要捡，钱还是要赚的。她们还是会照常去那些地方捡垃圾，但是会加倍小心，每次停留时间不会超过半个小时，一发现对方的人就会立刻走开。因此她们每天花在路上的时间也会比别的捡垃圾的人多很多。每天下午5点钟，她们就会聚集到保税区的“仓库”。 她们认为她们很不受城里人欢迎。因为每当她们走在街道上，迎面而来的人总会绕远一点经过她们身边，有些甚至会斜着眼，很不屑的看着她们。而另外一些人则在大老远的地方见到她们时就已经用手掩着鼻子，生怕会把什么细菌吸进肺里似的。还有一些时候，她们经过一些手牵着孩子的母亲时，会听到母亲对孩子说如果孩子不听话的就会被她们这些背着大背袋的抓去云云。不过，据高向华介绍，她们不受人欢迎可能也是有实际的原因的。听说在开发区的一些住宅区里，曾经发现有一些以捡垃圾为生的人趁房主外出时进屋偷东西；另外，一家在开发区有名的海鲜酒楼也曾经发现有捡垃圾的人夜晚到她们的鸡笼里偷鸡。面对别人的歧视，她们都感到很不解，但时间长了，她们也就习惯了，麻木的面对着身边的一切。 2.夭折的生意路 黄莺告诉我们，在她开始拾破烂之前，曾经尝试过做点小生意。1999年7月刚从家里来到开发区的黄莺知道自己的年纪已经不适合进工厂打工了，“我到了广州。当我随着汹涌的人流走出火车站准备去开发区寻工时，一下就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不要说劳务市场里人山人海，由于天上下雨，就连附近一些新竣工还未安装门窗的楼房里和一切可以避雨的地方，都东倒西歪躺满了没找到活的外来工。看着这些衣衫褴褛的落魄男女，我禁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当时真的很怕……”她深有感触的回忆道。而后她就开始了她的生意路。 在开发区的路上，她发现有不少推着小斗车卖酸萝卜，卖头饰，卖香蕉的流动摊档，于是萌生了自己也试试的念头。经过再三打听，黄莺发现夏园村（广州开发区旁边的一个村）有个批发市场，里面有很多甘蔗批发，而且价钱很便宜，只要四到五毛钱一斤。她鼓起勇气，拿着自己仅有的几十块钱，在废旧店铺里买了一辆小斗车；另外，到批发市场进了几十斤甘蔗，买了一个削甘蔗皮的刀子，这就开始了她的小生意。推着小斗车在开发区的街头叫卖，是在街头常看到的事情。但是，黄莺却说这其中却有很多不为外人知道的辛苦和艰难。由于住的地方（其实也只是在一个空置厂房腾出的一块空地，不至于露宿街头）离开发区的生活区还有蛮长的一段距离。所以大清早，她就得推着小斗车，走上差不多1个小时的路程。黄莺跟我们说，推着小斗车走路可是很累人的。累人不是因为甘蔗重，而是斗车比较小，得弯着胳膊走，而黄莺一米六的个子更是得弯着腰。这样推着几十斤甘蔗走上一个小时，就已经肌肉酸痛了。黄莺笑了笑说：后来习惯了，也就没什么了。黄莺对我们说，最能卖甘蔗的地方有三个：一个是青年路，因为附近有市场，还有很多上下班的工人；一个是小学和中学（广州开发区二小和广州开发区中学），有些学生放学了也喜欢啃甘蔗；还有一个就是附近的工地了，那里有很多民工在搞装修，搞基建。在很多次的观察后，黄莺知道大概在7点左右就要到青年路附近的小巷子里叫卖，因为那时，很多保姆就开始来买菜了。（但是不能在大路边摆摊，因为会有城管来抓人的）。然后等学生放学的时间，就到学校门前。下午一两点的时候，最好直接到工地里。这时民工在休息，而且中午天气最热，很多人都会买根甘蔗解解渴、清清凉。在农田里耕种多年的经验让她能挑到清甜的甘蔗，而且起早贪黑地叫卖，也不短斤少两，每天多则能买出十来斤，少则几十斤。那么一个月算来，就有三四百块钱的收入了。对于黄莺来说，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所以她很满足。有了这三四百块钱，就可以给孩子交学费、添文具和买衣服了。 但是，好景不长。原来，在开发区里面的流动小摊档是有分地盘的。青年路那里大概是潮汕人的地盘；过了旱桥到了东面一带就是当地麻涌人的地盘了。刚从河南来的黄莺不清楚这些规则。这些事情都是后来她的老乡告诉她的。没过多长时间，就不时有些人到她的小摊档“买”甘蔗，但是又不给钱，就说是“赊”着，下次再付钱。一次，两次，每过一两天就总有人来“拿”她的甘蔗。遇到下雨或者什么的时候，生意不好，赚到的钱还抵不上被“拿”走的甘蔗的成本。黄莺觉得忍无可忍了，就跟那些人理论。但是，话没有说上几句，那些人就开始撒野，还把她的甘蔗全倒下地。像她这样一个农村来的妇人，根本不懂得应付这些场面。黄莺在开发区没有什么亲戚朋友，更不敢向公安报案，怕遭到报复。只好忍气吞声地一个劲儿赔不是。事情并没有因此而结束，那些人还是经常到她的小斗车拿甘蔗，捣乱。生意是越来越难做了。而且越来越多的同乡都劝她不要再坚持下去。最后她也没辙了，经过再三的考虑，她还是决定放弃她的小斗车捡破烂，毕竟老乡都在干这行，也没什么丢人的，又不用成本又不用冒风险。黄莺对自己第一天捡垃圾的情景还记得一清二楚：“第一天挑着麻袋走在街上，我都把头低得很深，只觉得路上所有的人都在对自己指手画脚，让人根本拿不出去弯腰翻拣路边垃圾桶的勇气。就这样一直低着头游荡着，直到中午仍没弄到一点东西。这时我才慌了神，心想照此下去今天准得饿肚子。最后同伴打气说：“大家捡垃圾拾得光明磊落，不偷不抢的有啥丢人，捡！”于是，我们便开始在烈日下寻觅垃圾箱，然后再从中一点点翻出一切能换钱的东西。有的垃圾因在高温下堆的时间较长，一扒开就会冒出一股熏人的白烟，还夹杂着令人作呕的腥味，正当我埋头在垃圾箱里翻拣这些“宝贝”时，冷不防头上被什么东西“咣”地一下打中，抬起头时，只见一个调皮的小男孩说：“给你个塑料罐，垃圾婆！”接着他便拉着妈妈的手一蹦一跳地转身走了。那一刻，我想到了千里外的女儿……一种说不出的酸楚顿时涌满全身……。” 四、二次访谈，挥泪道辛酸 1.曾经幸福--丈夫的遭遇 黄莺这一代，自从村里第一个人从外面打工赚了点小钱回来建了间青瓦房，小村子就开始骚动起来了。年轻人就一拨拨往外跑了，没有逢年过节的，村里一般就只有老弱病残的了。像高向华家就是这样，女儿住学校，家里平时都锁门落户。 黄莺的丈夫94年随着大伙先是来了广州做建筑工人，1995年又去了汕头。包工头是河南邻村的老乡，整个建筑队都是同乡人，他们的工作是从本地的包工头手里二次承包来的，一般只是一个大工程里的一部分，而且材料还是雇主出的，他们只出工而已。他们没关系承包不了一手工程，所以赚不了几个钱。黄的丈夫的工作是运混凝土的，用小斗车接下从搅拌机流下的混凝土，然后推到升降机下，用升降机运到建筑物上浇注。有时还要用手提的。尽管起早贪黑干得很辛苦，但每天25块钱的工钱让同行的老乡羡慕不已。那时汕头经济正处于起飞阶段，包工头基本没有拖欠工人的工资。所以半年后回去，给家里带了3000多块钱。听黄说他那时是把钱分四个地方放的，其中两千块钱是平铺着缝在贴身的棉袄里，又不能太厚免得让人看得出来。他们每次要结伴先从汕头坐汽车到广州，再从广州搭火车回去。那时车匪路霸还非常猖獗，半路把车拦下来，上车去抢。司机都不敢吭声，更不敢报警，不然的话，以后就不能在开车经过这条线了。 黄说她在那以前还没见过那么多钱，那个新年全家就像把一辈子的年都过了一样。但好景不长，1996年底，这个善良的农民在一次赶进度的夜工中，由于劳累过度，在水泥搅拌机旁睡了过去，搅拌机的齿轮带走了他半个手掌，也带走了这个小家庭短暂的幸福时光。丈夫在医院住了七天就出院了，付不起住院费。手掌被切掉了一大半（黄给我们比划着）。至于医疗费用，包工头出一半，另一半由他们自己出。丈夫在工地住了几天，随后就被包工头找借口辞了工。丈夫在郁愤之下回了家，“他那天回来，我们还在地里，他一回来就把自己蒙在床上，我们还以为他坐车累了，他爸还到市场割了肉，我们做了饭就去叫他起床，但他就是不起来。我就觉得不对了，后来去掀他的被子，看到了绷带就知道怎么回事了。”黄讲到这里就泣不成声了。黄的丈夫后来又得了病，从此就药罐不离左右。我们不敢直接问得了什么病，她只是说没力气干不了活。 2.如果可能，我还想生一个 黄莺的小儿子是1985年出生的，属于超生行列。当时她大女儿出生时，她的公公婆婆就有点不高兴了，因为她的丈夫没有兄弟，她的公公婆婆十分希望她能生个儿子。但是刚过了产期她就被抓去结了环。在她们那里，凡是育龄妇女，每三个月都要去检查一次，由村里的妇女主任负责。被检查到有怀孕迹象的，马上会被扣下来，用车子直接送到乡里的卫生院做人流。她们说有些人从村委会厕所的窗户逃跑了，有的想跳车，还差点摔死。如果事先知道自己有了孩子的，就全家跑掉。公婆都要走，不然会被抓到乡里去，要以人换人。如果全家走掉了，限期不回来就掀掉你的屋顶，搬走家里的东西。总之，什么招都有。还有更残忍的是，村里有些农妇怀了双胞胎，但村里却硬要把其中一个搞掉。有人还放出言来说：“你们（指超生的人）就算是死掉，我们也会照样搞你的！” 黄莺那年怀了她的小儿子时，就跟着她丈夫跑出来了。村里计划生育检查找不到人就把她的公公抓去了，并扬言如果他们还不回来就抓她的婆婆，并把他们结婚时买的那辆自行车推走了。她公婆支持她生第二胎，所以他们也无所谓。等到孩子出生，他们交了一万多块钱就了了事。她儿子开始时是没有户口的。后来她丈夫伤残，村里就给解决了个户口。在我们要结束这个话题时，我们问了一句：“如果现在政策允许的话，你还想再要一个吗？”“当然。”黄干脆得让我们吃惊“多个人多个帮手啊，农村孩子好养活嘛！他们原来是这样想，他们对了吗？三十几年的计划生育，国家宣传的生育观念为什么还不能在他们的脑海生根呢？ 3.儿子，妈想你 高向华与黄莺同村，上年开始与黄莺等老乡结伴来广州，俩人情同姐妹。高向华来广州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寻找她那失踪了七年的儿子。她十七岁的儿子95年就随人南下打工，一年以后还带了一点钱回去的，但第二年再次南下，就从此音讯全无。在采访中，高向华每次谈到这个话题，总会念叨着这么一句话：“他还打过电话给我，说他过得好着呢!”她说她梦里老是梦到他，梦到他在叫她，梦到他向她诉苦等，每次说到这里她总是失声痛哭。采访就没法再继续下去了。黄莺私下跟我们说，高向华的儿子是跟着别人来做建筑的，但后来自己又出去找了份工，听说是做服务员。本来很好的，但后来不知怎么就误入歧途，同乡人说他很少回来看大家，回来也是穿得很时髦。后来就基本不回来了。再往后就没见过他了。有人说他是做了错事被抓起来了，有的说他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没脸回来见大伙，还有的说他是被人给“隐”了，就是谋杀了。总之，有很多说法。高向华与她丈夫找过他，他以前打过工的地方说他早走了，他们还报过案，到公安局去查过，都没有结果。他们跑过广州、深圳、珠海、汕头等等，差不多整个珠三角都跑遍了，寻人启示贴过，电台上过。腿跑破了，钱花光了，泪也流干了，但是儿子依然只能生活在他们的梦里。高向华那愁苦中的丈夫，有段时间精神有点失常了，逢人就叫儿子的名字，平时除了干点简单的农活，就到处乱走。后来时间久了，就慢慢的好了。夫妇俩不死心，就到处打工捡破烂偿债并供女儿读书，同时寻找她们的儿子。在广州这两年，高向华差不多踏遍了广州的大街小巷，但她还是没能找到她那日思夜想的儿子。 五、三次采访，她们的拾荒，我们的感受 1.今天，我们跟你们走。 在上次采访时，我们跟她们约定到她们的驻地看看并想尾随她们去捡破烂。所以，这次我们来到了她们的驻地——一幢烂尾楼下。 住宿：一般来说，对没有完工的建筑物，广州人俗称之为“烂尾楼”。她们同行的20多个人就聚居在那烂尾楼的首层，总算叫做有瓦遮头。由于是首层，光线严重不足，就算是白天都显得阴森森的，而且空气也不流通，走进里面会感到有一种局促感。那里面的被铺和行李袋横七竖八的堆了一地。据她们介绍，她们的枕头就是她们的行李袋，天气稍微冷一点的时候，她们就会在地上铺上一层旧毯子，然后再盖一张棉被。如果天气比较热，她们很多人就干脆和衣而睡。她们每人都有一套棉被，那些棉被又黑又旧，当她们回河南的时候，她们就会把棉被集中放在一个地方，因为“这样脏的棉被是没有人会拿的”，到下年她们再过来捡垃圾时，她们就会把这些棉被拿出来再用。 平常她们的生活用水要从距离两百米左右的消防喉接水，然后提回“家”。消防喉的水是一滴一滴地滴下来，她们长期都放一个旧桶子在那里接水，晚上再把水提回来。她们说：在河南她们就已经习惯了用很少的水，所以现在每天一两桶水就够用了。 另外，她们还把一些压扁了的塑料瓶子、纸皮箱、废铁皮等堆在烂尾楼里面。因为她们希望能把这些东西积蓄多一点才去卖，这样才能卖到好价钱。黄莺说塑料瓶和废铁皮比较好卖，塑料瓶一斤8毛7分，好卖时可卖9毛5，废铁皮一斤9毛，也有4毛的，铜和铝就好卖点；纸皮5毛2分一斤。平时她们主要以捡为主，偶尔也收购一些。他们在广州保税区还有一间像这样的“储物室”，其实也就是一样的烂尾楼。不过那里因为靠近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办公楼，城管和保安都检查得比较严，所以收拾到的东西不能存放在那里太久。 她们住的地方其实是位于开发区的东区（一个纯粹的工厂区，没有什么生活工业垃圾可以捡的），从那里走到开发区路口（以比较快的速度来算）大概还要步行一个小时。而且从2003年开始，开发区在修建广源路至开发区的高速公路出口，所以一路上都灰尘滚滚，遇上下雨的天气更是弄得满脚泥泞。不过她们说，这些路比起家乡的路来说已经很好了！ 早上四点多她们二十几人就开始起床、漱洗，准备一天的工作了。平常，她们会分头工作。 黄莺负责的是青年路口的公交车站。她跟我们说，早上六七点钟开始就会有很多学生和上班的人在那里。由于时间比较紧，所以学生和上班一族通常都会买了早餐在等车的时候吃。这样，就有不少瓶子、报纸可以捡。刚开始的时候，她会待在车站里守候；但是，那些小姐（她们是这么称呼的）一看到她就避而远之，嘴里还会低声咒骂几句，更有些大妈会很大声赶她们走。于是，她们就不再留在车站，只在远处大概三四十米的一个角落里等。看到有几个瓶子或者报纸的时候，才过去捡了，马上又得泱泱地走开。但是，九点过后，车站里的人流就会少了。所以黄莺就会离开这里到附近的垃圾桶看看。不过这个时候城管开始出来执勤了，所以，她不会到什么生活区、工业区的大路，只会去些小巷子看看。到中午的时候，城管下班休息了，她又回到车站那里守候。她说，通常中午的时候是最多瓶子和报纸的，因为附近有很多工人都下班吃饭。大概两点过后，车站的人流又会少了。而这个时候，也是她开始留意有没有剩饭菜的时候了。她们通常会两三个人聚在一起“吃饭”。“饭后”，她也会在附近看看，不时又回来车站的垃圾桶看看，直到晚上5点。 黄浦开发区废品收购参考价 2004年4月 品 名 计量单位 收购价(元) 旧报纸 公斤 0.80—0.90 黄版纸 公斤 0.55—0.65 旧书刊、杂志 公斤 0.65—0.70 易拉罐（铝质） 只 0.10—0.12 可乐、雪碧瓶(大) 只 0.18—0.20 可乐、雪碧瓶(小) 只 0.08—0.10 啤酒瓶 只 0.10—0.20 碎平板玻璃 公斤 0.08—0.10 碎瓶玻璃 公斤 0.05 废钢铁 公斤 1.10—1.30 废弃海绵 公斤 0.5—0.6元 *本表来自废品回收站的工作人员 高向华负责的是文体中心一带，据她说的，这里有最多丢弃的瓶子和报纸，因为附近有乒乓球场、网球场、游泳池，更有不少大妈在那里跳舞聊天。但是，这一带也是“竞争”最激烈的。因为有很多像她一样的人在这附近捡垃圾。所以得小心谨慎，既不能得罪其他人，也不能怕事，要去争。她还说，不时会有些小争执、小摩擦。随着“南涌”过来的废品客越聚越多，“拾荒队伍”不断扩大，货也一天比一天难捡起来，有时挑着担子跑出几十里，却收获寥寥。见人员“过剩”，原来还算不错的老板也“横”起来，开始变着法子压价，用亏心秤。 到了晚上五点左右，她们会不约而同到她们在广州保税区的“仓库”，把一天捡来的瓶子和报纸都集中到一起进行处理加工，如把塑料瓶压扁，把破玻璃瓶敲成碎片等等。 就在我们跟随她们拾荒的那天，有一幕很让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那是在她整理垃圾的时候，把一些酒瓶、饮料翻捡出来，发现完好无缺的就小心地放在一边，堆成堆；破了口的就把它杂碎，再把碎渣收起来。忽然间，一块玻璃划破了她的手指，鲜血立刻流了出来，她只是用块纸随意擦了擦伤口，就又若无其事地继续干活了。 在“加工处理”好之后，如果有足够的量的话，她们就会经过一条小路，到废品收购站那里卖钱。如果一天的收获不多的时候，她们就会把东西背回驻地或者就存放在保税区的“仓库”里面。不过她们说，基于安全问题，她们会尽量把捡到的东西带回驻地，虽然背着重重的一袋烂铜烂铁汽水罐啤酒瓶，对于她们单薄的身体来说是一件很累的事情。因为她们说，如果量多的话，她们跟老板（废品收购站的人）讨价还价就有优势，所以她们多数会两三天才去一次废品收购站。 就这样，她们通常从凌晨五点出门到下午六点多收工，捡垃圾用了8个小时，整理一天的劳动成果用去一两个小时，来回路上又用去两个多小时，再加上卖废品的时间，连续工作了十一二个小时，换来了十多块钱。在废品收购站卖过破烂后，把钱一张张叠好，小心翼翼地放进贴身衣服的口袋了，才终于可以悠然地走回驻地。 据我们观察发现，在开发区街头拾荒人的人群中以妇女、老人居多，这倒是一个反常的现象。因为一般来说，男人的脸皮要比女人的脸皮厚。当我们提出这些疑问时，她们说：男人只在黑夜里才捡破烂，要不就是上了年纪、老了才去捡破烂。后来，她们还透露，男拾荒者（差不多都是中年男子）都是带了大棰、铁揪之类的工具，去那些拆迁后的废墟里挖那些铁管子，砸水泥里的钢筋。由此悟到，男人干这行是靠力气吃饭，而且要在黑夜才好进行。 食物：在广州捡垃圾期间，她们一般早上四点多五点就起床，然后每人吃两个2毛5分钱的馒头做早餐。而中午她们就一般不吃饭了，因为“能省就省呗”。有时偶然会发现别人扔的剩饭剩菜，如果不显得太脏的话，她们也会照吃，因为“有得吃总比没得吃好”。在我们第一次遇见她们时，她们那显得挺丰盛的饭盒也是从垃圾桶里捡来的。这是在我们逐渐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后它们才肯透露的信息。她们一般会从早上一直干到下午5点，到废品站卖完废品后就回去大本营集体煮饭吃。她们在所住的地方外面的沙石地上堆了一些柴，用几块砖垒起了一个土灶，上面架着一个被熏得全黑的小锅，是用来煮饭的。20人份量的饭一般要煮一个小时左右。如果遇上下雨，情况会变得比较狼狈，因为要忙着护着火种不让它熄灭。她们一般只用咸菜（家里带来的）来拌饭，每人分到的分量基本上是一样的。对于够不够吃的问题，她们都认为，她们“不是来广州吃饭的”，“有东西填进肚子就行了”。因此，她们也不会有所谓的零食，因为大家都想留着钱回去给家里开销。而一般吃完饭后她们就会休息，准备第二天一早又去跟人抢垃圾。 她们每天的时间分配 作业时间 休息及交流时间 时段 外出作业时间 驻地作业时间 5：00早餐13:30-14:30午餐(时段，不定时)17:30-18:30 晚餐（较为固定）21:00－21:30 睡觉 5:00－17:00（晚上偶尔也出去） 17:00－20:00 合计及百分比 外出12小时，占一天工作时间15小时的80%，占总时间50％ 驻地工作3小时,占一天工作时间20%，占总时间12.5% 休息时间占总时间为37.5% 衣服：我们第一次见到她们时，她们是穿着灰色的粗布衣，有点脏。第二次去采访时，他们正穿着男装的蓝色的某自行车厂的工作制服，衣服十分旧，有很多地方都已经磨成了白色，不过总体来说还不至于让人想到“肮脏”这个词。可能是因为事前跟她们约好了，所以她们就穿得干净整洁一点吧。然后，我们就着平时穿着这个问题问他们。他们说，在家乡，他们一般都不买衣服，衣服都是自己做的。他们都有种棉花，当棉花收成时，他们就会选出最好的一些来打成棉线做衣服，还有一些用来做棉被，因此全家人的穿衣问题基本上是可以解决的。当然，“城市人”所穿的衣服他们是不会去奢想的了，他们认为有衣服穿就行了，而作为“捡垃圾的”的一员，也不会有太多人去留意他们。据她们说，她们捡到的衣服有很多，每次回去都可以带一大包回去送人呢！黄莺指着她脚下那双鞋说：“这双鞋也是捡的，还挺新的，耐用着呢！”高向华穿的是一双男式的运动鞋，看上去很大，十分不协调。 娱乐：在广州，她们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娱乐的，她们每天就是穿梭在开发区的大街小巷上捡垃圾，除了去坐火车，她们很少人到过广州的其他地方。开发区有些地方是设置了报纸栏的，但是她们也不会站在那前面看报纸。一来是因为她们要争分夺秒的工作，二来高向华曾经透露过说如果站在那里看报纸的话怕会招来别人异样的目光。因此，无论她们走过社区时看到有什么活动或者表演，都不会驻足观看。捡尽量多的垃圾、赚更多的钱对她们来说要比娱乐重要得多。 2.也许未来会更好 孩子读书有成：高向华的女儿现在正在读高三，很快就要面对高考。她的成绩现在是她们的学校里的佼佼者。因此她对她的期望十分高，希望她能考上一间理想的大学，有一技之长，以后找到一份好工作，不用再留在村里过着贫困的生活。女儿的学费一个学期是280元，加上每个月的伙食费以及其他杂费，平均起来每个月要用到200元左右。但已经是他们家庭的极大的负担。但她相信她跟她丈夫会坚持下去的。 盖新房：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表示，希望能尽量赚多一些钱回去家乡盖新房。他们现在住的房子都已经十分旧了，每到下雨刮风总感到房子不大稳固。他们都希望能够盖新房子，至少是修葺一下现在的房子。作为一个农民，一辈子最能体现自身的价值，可能就是一栋新房子而或是儿女能够出人头地了。虽然他们出来广州赚的钱要比在家乡的多，但是孩子的学费、欠债等还是他们十分沉重的负担。加上他们还得为未来的日子存一点钱，因此盖房的这个打算好像就变得遥遥无期了。 六、后记——也许，明天我们就回去了 我们最后一次去采访已经是四月三十日了。她们说家里麦子可以收了。她们随时要走了。她们希望我们能好好读书，出来找个好工作，不用像她们一样。我们也祝愿她们早日梦想成真。 |
编辑:admin 添加时间:2006/5/25 10:57:43 |